“三人团”中，周恩来负责“大转移”的具体事宜。他从五个方面做了准备工作。

    组织上的准备：

    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1934年9、10月间，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

    “这些后方勤务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于其转移中及配置中，负责管理。”

    命令具体规定：一、三军团的后方部下应有“包括四个所的军团医院……共七个所，其收容总数为三千五百人”；“一个中站三个小站”；“军团运输队三百六十名。全军团内共应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两个充实的补充团（10月1日编入），新战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等。

    命令要求：“军团后方机关应于10月1日组织好。”

    这一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签发的命令最后强调：“这一命令完全是秘密的，只限于给军团首长，军团首长应依此命令下达个别命令，分别施行。”

    兵员上的准备：

    1934年夏秋，中央苏区再次掀起猛烈扩大红军的运动，从5月至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近十万人。

    1934年5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9月4日，在“大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发出紧急动员令，并宣布成立独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个师，组成了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物资上的准备：

    为确保红军“大转移”，后方赶制了弹药、被服，筹集了粮草，赶做草鞋，准备了大量军用品。

    叶季壮时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他回忆说：在长征前几个月当中……特别是整理了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万个），翻造子弹（每月达70万粒），修理迫击炮弹（共三千个）等，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弹药及长征前得到比较充分的补充，成了红军有史以来兵工厂空前的成绩。8月9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七万五千余担”，“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9月15日前完成十万双。”

    1934年春夏，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同毛泽东的警卫员吴洁清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一百余万块银元，搬回瑞金。长征前夕，这些银元都被分发给各军团。

    军事上的准备：

    1934年5月，周恩来派程子华赴鄂豫皖，领导红二十五军突围转移。

    8月，任弼时、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二军团会师。

    9月，寻淮洲、粟裕率红七军团北上抵赣东北与方志敏会合。

    这些军事计划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大转移，因而成为长征的前奏曲。

    同时，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斗争，从军事上也着手部署。5月17日中革军委命令，重新划分了江西、福建、粤赣、赣南军区及所属分区，明确其目前任务分两个方面：一要在敌远方创造、扩大游击区域，开始游击战争，牵制吸引敌人高度兵力于自己方向……二要在敌近后方翼侧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强有力的作战分区。新成立的赣南军区，由项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及军区司令员，指导党政工作。

    舆论上的准备：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