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在对红军的态度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的力量，以为蒋介石不可能于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古田、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闽变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在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深感如此。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

    取消党旗国旗，放弃三民主义，给蒋介石讨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使出杀手锏。

    汪精卫、孙科之流，平素虽与蒋介石格格不入，此时竟也慷慨相助。汪精卫在南京咒骂说，“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提倡最高权力属于农工的政策，乃是主张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杀。孙科在南京叫嚣，对陈铭枢非用军事镇压不足以扫击其野心。

    整个国民党中，除上海李烈钧发电表示声援和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再也没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准备在湘西发难，但见形势不对头，陈铭枢怎么策应，也发动不起来。远在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平日都是热情支持十九路军的，这会儿，声援者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广东陈济棠，原本与福建政府订有盟约，但他在收受蒋介石一百万补助金后，与福建政府变友为敌，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实行封锁闽粤边各陆地交通要道，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蔡廷锴见陈济棠背信弃义，电责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福建政府原以为盟友中共会给予援助，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高决策层，非但没有雪中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十九路军代表应邀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会上有人提出应当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议，但“左”倾关门主义者以“福建政府也是军阀”为由撤销了。甚至有人还当着福建代表的面，骂福建政府：“比公开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反革命还要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为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施放烟幕弹”，“是为反对苏维埃，替法西斯铺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摇篮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无援。陈铭枢“只要一通电发难，全国将一呼百应”之幻想化为泡影。

    仅仅一个月，国民党的“讨伐军”各部已各就各位。

    （1）蒋鼎文所率第二路军，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南窜入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先头部队已抵延平附近。

    （2）张治中所率第四路军，辖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追近古田附近。

    （3）卫立煌所率第五路军，辖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地，先头宋希濂部抵延平附近。

    （4）被蒋介石计为三十九军军长的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到达延平北部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5）后续部队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