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尽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草草行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建，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年陈铭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2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石的。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铭枢的分水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不容于蒋、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启发，1933年6、7月间回到香港，就想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国光社一批知识分子，组织反对独裁的人民阵线，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陈铭枢出国前，原想推选宋庆龄出来领导这一运动，宋不同意；回国后，又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但由于陈济棠以保持广东半独立为满足，胡不愿出来。于是，乃联络李济深，想通过李济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蒋。

    7月间，李济深派亲信幕僚尹时中为代表，携带政治纲要到南宁进行联系。李、白鉴于陈铭枢的作法过分，就以广东不愿合作，没有后方为词，不愿参加。

    李济深和陈铭枢取得一致意见后，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