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矛盾的代价。中国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应对金融海啸的过程中可见一斑。这种能力对于中国最终成为一流的发达国家至关重要。

    当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也不轻。在如何进一步调整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上，在如何确保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等问题上，我们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转化与弱化也要靠政府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大范围地放权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这就容易引起围绕资源的竞争，造成不稳定。另外，“百国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图使中国有着比一般国家复杂百倍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民族文化差异，稍处理不当就容易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冲突。中国的稳定至今还受到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挑衅。多少西方势力都在期盼着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内蒙古独立，期盼着中国会像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那样解体。但中国强势政府的传统、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情结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等因素决定了西方这种企图终会落空。

    “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也意味着其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一定多于一般国家。这种不稳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坏性也更大，所以“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开放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给国人的伟大政治遗训。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与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总结后得出的深刻结论。

    我自己也作过一个粗粗的计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没有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以非常强势的姿态来保持政治稳定，改善民生，我们终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发展。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里，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过来看，“文明型国家”也展示了这样一种文化传承：只要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人民就会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繁荣富裕，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勤劳致富的传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稳定，大多数中国人都能通过辛勤劳作，逐步富裕起来。中国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联系在一起，就点出了这个道理。只要中国稳定了、发展了，很多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稳定优先不是回避或掩盖矛盾，而是通过稳定来创造条件，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矛盾。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民本经济传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而民生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过去漫长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民以食为天”、“人人有饭吃”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压力也是如何解决广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后来提出的实现“温饱”和“小康”目标，也是这种民本思想的延续。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