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何其有幸，蒙海青睐，直到现今。先是中文大学的宿舍，阳台临海，吐露港的水光粼粼，十年都看之不足，依依难舍。幸而再回台湾不是回台北，而是来了高雄，海缘得以不断。中山大学宿舍的阳台，竟也遥接水天，里面是高雄港，而越过旗津，外面烟波浩荡，竟是海峡。我的研究室也有巨幅长窗，可以恣览海景，看一线长弧沿着微微隆起的汪洋水镜，把夕照的火球炙炙接走。

    天长地久，朝夕与海为邻的这种缘分，不是高攀而是“阔交”。加上读厦门大学那半年，迄今我的海缘已长达三十二年，占了我年岁的五分之二，对爱海的人来说，真是够阔的了。当然，像我这样的人只是近海，还说不上亲海。至于要与海深交，那只能徒羡水手、水兵、渔夫、潜夫、蛙人了。折中一下，岸上人要亲海尚有一途，就是航海了，只要不晕船，还是很有趣的。

    近年空运发达，远行的人都乘机，不再坐船了。飞行比航行固然便捷，但是反过来却失去航海的逍遥从容。飞行像是蜻蜓点水，点的却是繁忙紧张的机场。航行则不同，反正一切都交给船了，船当然也交给海了，做定了海的长客，几天，甚至几星期都不用理会陆上的烦恼了，可以心安理得地逃避现实。让人间缩成一条水平线吧，让日月星辰陪着你从容踱步，世界上没有地方比长长的甲板更便于思前想后，想不完心事的了。比起甲板的海阔天空，坐飞机简直像坐牢，比坐牢还挤，进餐时，大丈夫只能屈而不敢伸，如厕呢，算了吧。我深深怀念有船可乘的从前。

    我这一代人当然是常坐船的。不提河船，第一次航海是父母带我从上海回福建。第二次是抗战时母亲带我，自沪过港去越南。第三次是内战时从上海去厦门，半年后又从厦门去香港，最后则是从香港坐船首次来台湾，在基隆上岸。最远最久的一次却是一九五九年从美国坐招商局的货轮“海上号”，横越太平洋，停泊横滨，绕过鹅銮鼻，由高雄登陆回到台湾，历时将近一个月。

    之后就很久没坐海船了。其间曾经乘风破浪，从法国的加莱（Calais）去英国的福克斯东（Folkstone），或从苏格兰西岸开车上船，去离岛斯开（IsleofSkye），都只能算是近渡，而非远航。

    所以在香港十一年，每次在尖沙咀码头，赫然看见远洋的游轮来停泊，都非常惊喜。乳白色的船影，映得整个维多利亚港顿然亮丽起来，高雅而优越的姿态令人联想到一只白天鹅，临水自鉴。“伊丽莎白号”来港停泊，我正在太平山顶的旋转餐厅上，用一览无遗的高度俯瞰她雍容安稳地泊定在码头，足足高兴了一天。苏联的游轮“高尔基号”停靠岸边时，我和国彬用俄文的拼音读出了МАКСИМГОРЬКИЙ，兴奋得沿舷而奔，似乎要窥破铁幕的深邃。那气氛，跟“伊丽莎白号”自不相同。

    二零零六年是我们夫妻的金婚之年，四个女儿早就蠢蠢欲动，迫不及待地在讨论该如何庆祝了。饮水思源，她们理应关心，因为半世纪前若非妈妈为爸爸披上婚纱，她们怎会一个接一个密集地来厦门街的古屋报到，演成八根小辫子满屋笑摇的盛会呢？可是金婚庆典的讨论会并不简单：四姐妹天各一方，近者在高雄、台中，远者在纽约、温哥华，长途电话打了又打，海底电缆想必为之线热。四姐妹都长大了，变成“熟女”，每人一个大“异果”（ego），所以屡乔不定。最后留下了两路待选：陆路是驾车去加拿大的落基山区游邦夫或贾斯帕公园，水路则是乘大游轮去阿拉斯加看冰河。起点同样是温哥华。

    水路是我的选择，始终不曾动摇。我的理由是：陆路也许较有弹性，随时可以修正计划，但自由的代价是不断要找旅馆，三餐要找饭店，而三代九人同游，一辆厢型车太挤，分驾两车又联络不便，而行李之复杂，装车加提取之纷扰，更是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