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前，把录像带搁桌上闹钟旁。第二天早上一睁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盘带子。我将它留在桌上，出门迎接这新的一天。那天是星期四，我没去马佩斯看拳赛，赶回家开电视看转播，效果和临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又一天过去了，到了星期六，我才想到应该把录像带放进保险箱中，可是周末银行不上班，我便和伊莱恩在苏荷区的艺术馆逛了一下午，在城里吃了意大利菜，然后到甜蜜巴兹尔去听钢琴三重奏。那天，我们之间浮动着一种恬适的静默，那是只有在两个人经历过共同的成长后才会出现的默契。回家的路上，出租车里我们紧握着双手，默默无语。

    早先我对她提起乔和我之间的对话，不过那天下午和晚上我们都没再回到那个话题上。星期天晚上我和吉姆照例一起吃晚饭，也没再跟他谈起那件案子。聊天时，它曾在我脑海中闪过一两次，不过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再拿出来讨论。

    现在看来这好像有点奇怪，可是那几天我真的没有在那上面放多少心思。倒不是因为同时还有许多事在忙，更不是由于那些运动竞赛让我看昏了头，至少不是超级杯从冬季一直停工到春季训练。

    就我所知，我的大脑分隔成许许多多不同层级的区域，它常会使用一些超乎意识所能想到的方法来处理事件。自从我当上警员之后，便很少正经八百坐下来在意识层面上试着理解什么事，大部分附加的细节会自动整理出一个明显的解决之道。然而洞察力通常不像是灵光乍现这么容易出现，而是脑中潜意识的那部分明显地把有用的资料都处理过，从一片谜团之中提供我一线新的启发。

    所以应该可以说下意识的决定，我暂时将斯特德夫妻这件案子摆一边，从脑海中挥去（或是放进脑海中更深、更隐蔽的领域里），直到我想出解决方法为止。

    这要不了多少时间，至于成效如何……呃，就很难说了。

    星期二清早，我拨114査号台问住在中央公园南面的伯根·斯特德的电话。可是接线员说，这个电话她不能给，不过倒是愿意提供列克星敦大道一带的商业电话册，谢过她后，我挂上电话。过会儿我又拨了一次，这次是一个男接线员，我告诉他自己是警察，并附上姓名及警徽号码，要查询一个未公开的电话号码，我给了他姓名地址，他把电话给我，我道了谢，照着拨去。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说要找斯特德先生，她说出去了。我问她是不是斯特德太太，停顿了一两秒钟，她才决定承认。

    我说：“斯特德太太，我这儿有一样东西，原是属于你们夫妻俩的，我希望交还给你们时，可以拿到相当的回报。”

    “你是谁？”

    “我叫斯卡德。马修·斯卡德。”我说。

    “我想我不认识你。”

    “我们见过，不过我没有期望你会记得，我是理查德·瑟曼的朋友。”

    这次是明显的停顿。我猜她是在琢磨与瑟曼之间的友谊，显然她最后决定列入记录。

    “那件事真是太悲惨了，对我们冲击很大。”

    “想必也是。”

    “你说你是他朋友？”

    “没错，并且也是阿诺德·莱韦克的好朋友。”

    又是一阵踌躇，“恐怕我不认识他吧。”

    “那是另一桩悲剧。”

    “对不起，你说什么？”

    “他死了。”

    “真遗憾，不过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个人。如果你能告诉我到底你想干什么——”

    “就在电话里讲？你确定要这样吗？”

    “我丈夫现在不在家，如果你能留下你的电话，也许等他回来后可以给你回电。”

    “我有一盘莱韦克拍的录像带。”我说，“你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