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白天出去吃个三明治，喝杯咖啡当午餐，再到菲尔·菲尔丁的录像带店对面去参加中午的聚会。七点五十分和伊莱恩约在五十七街卡内基音乐厅门口见。她有一系列室内乐的票想用掉。那天晚上的演出团体是弦乐四重奏，拉大提琴的是位光头黑女人，其他三位则是华裔美籍男乐手，他们都打扮得光鲜整齐，活像一群实习经理。

    中场休息时分，我们计划音乐会结束之后到巴黎绿去，途中去葛洛根酒吧晃晃也说不定。可上半场都还没结束我们就提不起劲了，便到她的公寓去，叫外卖的中国菜吃。我在她那儿过夜，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去吃早午餐。

    星期日和吉姆吃过晚饭后，我就到罗斯福医院去参加八点半的聚会。

    星期一早上，我徒步到城中北区分局，因为事先打过电话，德金会在警局等我。我像往常一样随身携带了笔记本和昨天离开伊莱恩家就带在身上的《冲锋敢死队》。

    “坐，要不要喝点咖啡？”他说。

    “我刚喝过。”

    “真希望我也有时间喝咖啡。怎么啦？你脑子里又在打什么主意？”

    “伯根·斯特德。”

    “好吧。意料之中的事。你就像一只咬住了骨头的狗死都不松口。查到些什么了吗？”

    我把录像带递给他。

    “这部片子很棒。”他说，“然后呢？”

    “这个版本跟你记得的有些出入，尤其是斯特德和奥尔佳在片中谋杀了小男孩的那一段。”

    “你说什么啊？”

    “有人将另一盘录像带转录到这盘带子上。李·马文在荧幕上出现十五分钟之后，画面便切换成自制录像带，内容是由伯根、奥尔佳和一个朋友一同演出，不过在片子结束之前那个朋友就归西了。”

    他拿起带子，在手上掂了掂，说：“你是说，这是一盘色情片。”

    “色情录像带，呃，反正都差不多。”

    “而这个录像带是斯特德夫妻的，但是怎么——”

    “说来话长。”

    “我有的是时间。”

    “而且也很复杂。”

    “嗯，还好你是早上来找我，”他说，“在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

    从头到尾我一定讲了一个钟头。从威尔·哈伯曼惊慌失措地要我检查那盘录像带开始，每一件重要的事情我都毫不保留地全盘托出。德金翻开他桌上那本螺旋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开始记下重点，有时候他会打断我，澄清一些疑点，但大部分他都让我照自己的方式叙述。

    讲完之后，他说：“每一件事情竟然这么巧妙地互相联结在一起，真是好笑。你想想，假如你的朋友没那么巧租到那一盘录像带，也没把它给你看，那么瑟曼和斯特德便永远都扯不到一块儿去。”

    “而很可能我就没办法去松动瑟曼的心理防线，”我附和道，“他并没主动地选择找我坦白一切。那天晚上在巴黎绿，我只是在试探他，原本并没把握有任何进展。我想，因为五洲有线电视网的关系，也许他会认识斯特德，况且在马佩斯我又同时见到过他们，给他看那张素描不过是想让他自乱阵脚罢了。没想到，竟然会因此而破案。”

    “而且还把他推出了窗户。”

    “这也算是巧合。”我说，“在哈伯曼没有租那盘录像带之前，我几乎也卷进这整件案子里了。我一个朋友在莱韦克想求助于私人侦探时，向他提过我名字。如果莱韦克及时打电话给我，大概就不会被杀。”

    “也许你也一起被杀了呢。”说着他把录像带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希望有人来把带子接过去似的。“我猜我该看看吧，休息室里有一台录像机，我们可以把那些整天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杜比杜·达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