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所以，在前三个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就尽量不要闹事了，踏下心来把三个条件充足完备了。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人生的失误。

    正月二十四日，勘视旗民贪占淤河处

    早饭后，至南六工十七号，该处无工可查，但旗民贪占淤河沃饶之地，纷纷至户部呈报升科，据为已业，亦勘视。旋至南七工四号，该处为上年决口之处。内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洲隆起，其高过于南堤。土胶而坚，洲之南堤之北，仅十丈馀，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顶冲，极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号新开之引河。于河身坚土中生开一河，底宽仅四丈五尺，面宽仅十二丈，深仅一丈四尺，断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闻此下十六里并无河影，纯仗生开新河。十六里以下虽有河影，而节节高仰。计永定一河非处处开挖河身，别无良法。甚可忧也。看至此止。旋回小惠家庄打茶尖。行二十五里，至永清县城外打尖。尖后行三十里，至牛垞住宿，系固安境。是日共行七十五里。在车上温《左传·僖公》毕，计八十五叶。接澄弟十二月二十一日信，知平安到家，沅弟饮食大进，叶亭甥亦到家，大慰，大慰！小睡颇久。见客二次，谈甚久。夜写澄、沅二弟信，未毕。二更三点睡。

    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出京时首先看到的就是旗人贪占淤河处。他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事实上，旗人在河滩里跑马占地，是晚清至民国的一大风景，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也有一个章节专门谈论此事。

    从晚清曾国藩，直到民国曹汝霖，大家都在说旗人的事，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旗人，以其贪婪与自私，把北京城的人民坑惨了。当然，也让曾国藩大大的吃了一个瘪：

    五月二十六日，闻永定河决口，忧愤愧悚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坐见者二次，立见者一次。小睡片刻。起，将钞《盐法志》而闻永定河北下四漫口，二十一日甫经奏报合龙，二十二日即已决口，忧愤愧悚，不能自释。旁皇绕室，不能治事。旋将张文端公《聪训斋语》温一过。中饭后阅本日文件。小睡片刻。申正核批稿各簿。酉刻写对联五付，见客一次。傍夕小睡。夜改陈右铭信稿。二更后，课儿背书。四点睡。前因久不下雨，孙儿女多病，心绪恶劣。近闻蝗蝻间起，永定河决口，尤为焦闷。为疆吏者，全仗年丰民乐，此心乃可自怡，若事事棘手，则竟日如在桎梏中矣。

    看到了没有？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首要的工作是治河，疏通永定河道，以免其泛滥成灾，鱼鳖北京人民。可这个河道的疏通不易，旗人就在河道里占据了肥沃的淤泥地，盖楼房炒地皮兼经营农作物，这些建筑是北京城安全最大的隐患，但却没有人敢惹这些旗人。这些旗人都是清帝国开国宿臣名将的后人，甚至皇室宗亲、金枝玉叶。只要你不想活了，尽管去惹他们好了。

    曾国藩虽然五十有九，但对生命仍然是充满了恋栈与乐观。所以他尽量不去惹旗人，而只是想办法把河堤修筑得高一些。

    但汛期一到，旗人修筑在河道中的违法建筑，就立即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水道不畅，洪水只能奔两岸重力冲击。冲击的结果，是永定河轻易决口，曾国藩只能是哭丧着脸，具表请罪。

    当然也不会有人追究他，谁都知道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可没人能够解决问题。即使是两宫太后，她们能够四平八稳的坐在凤辇上吃水果，也有赖于这些旗民的支持。即使是她们，也只敢整治具体个别的旗人，却不敢招惹旗人整体。

    所以呢，曾国藩工作不力，这个评语已经没跑了。

    四月二十日，内人病后失明

    早饭后清理文件。坐见之客三次，立见者一次。辰正后，送眷属来者陆续进署，已正，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