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进攻的比赛就可以知道谁是有天赋的；职业拳击赛的教练也是这样，他们只需要看一个业余选手打出一个左勾拳就知道这个人是否具有天赋。那些终身从事写作的小说家也不例外，过去的岁月，我已经写了很多不痛不痒的作品，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差。在这些积累沉淀中，我已经能够从作品中了解到作者是做什么的，他是男是女，甚至更重要的是我能知道他真正要表达什么，这和反情报机关的工作很相似，他们需要区分敌人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对中央情报局的理解有一半直接来自我所阅读的书籍，另一半则来自我对这些书籍的分析重组。结果只有一点，我让我的读者感受到了我眼中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之间情报局的样子，至少他们是通过一个年轻男人的眼光看它，而这个年轻男人在情报局里长大成长，所以对情报局的情况他有一定的话语权。书中的情报局是一个虚构的情报局，它真实的样子只存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已经在情报局里工作了四十年的男人和女人也一样，他们对情报局的认识也仅限于他们自己参与的那部分，就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美国一样，没有两个人的观点是相同的。如果我一定要有个参照让自己的小说尽量逼真，那么我脑海里的情报局比任何当事人眼中的情报局都要真实。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有许多方法可实现文章的逼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为出现在作品中的所有名人编造虚假的名字，否则就会给人留下语言粗糙不规范的印象，比如你讲到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时，硬生生编出个名字——詹姆斯·费茨帕特里克，那读者一定会觉得很别扭，文章也就难以逼真了。

    因此，很显然，我们应该直接给出杰克·肯尼迪的真实名字，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小说的效果，他在小说里的生活就会和小说中其他虚构人物的生活一样激烈了。如果说作者非要使用虚假的姓名，那么读者也只能感叹一句：“噢，是的，费茨帕特里克总统就是肯尼迪总统，让我们看一看杰克·肯尼迪的特征是什么吧。”

    霍华德·亨特和艾伦·杜勒斯也一样，就后面这个人物来说，问题还不是那么大，因为他在这里不是中心人物；至于亨特，他在小说中是一个重要角色，所以还不能妄下结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考虑要不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作查理·斯坦特·史蒂文斯，但这有侵犯他的肖像权之嫌，因为精明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那是霍华德·亨特。”然后适应了假名之后，读者就会猜测我写的每一个关于“假亨特”的内容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公然使用他的名字，读者就不用怀疑了，他们或许会说：“这并不完全是我了解的亨特。”

    然后，为了寻求作品依据，我找了两部亨特的传记，《情天长恨》（GiveUsThisDay）和《卧底》(Undercover),书中描写了他的性格，我在对这两本书的理解基础上写出了有关霍华德·亨特的内容。当然，他说的话除了有几句是我摘抄的以外，剩下全部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书写不会超出他的性格界限，我不会仅仅因为是我的小说，就主观安排给他我都不相信他能完成的秘密任务。

    或许最自由的真实人物就是威廉·哈维了。有一本写得很好并且很有娱乐性的书叫作《荒野镜子》，大卫·C.马丁著，这本书很客观地描写了哈维的长相，为我的想象提供了素材并且刺激我超越马丁的真实描写。我笔下的威廉·哈维和已故的威廉·哈维有一定关联，而且他还紧跟真哈维的职业脚步——柏林隧道工程，他的婚礼，因为“猫鼬计划”而和真实的兰斯代尔将军以及真实的罗伯特·肯尼迪发生过争执，最终他的职业生涯在罗马结束，这些没有一个是编造的。虽然马丁的描述看起来像是哈维的原型，但是对于哈维的描写我还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