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开着车行驶了很久，足够亲手写一封长信了。但我一直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即使自己写了信，也不会寄出去。

    迈阿密

    1960年6月15日亲爱的基特里奇：

    我该如何向你解释我这些天所做的事呢？我有许多零碎的工作要做，而且几乎没什么前辈给我指导。我最差不过是霍华德·亨特的跟班儿，追随着他的幻想。最好的情况是我有了新身份——传奇爱德华的助手罗伯特·查尔斯。爱德华是即将开始的古巴行动的政治行动官，长时间奔波在迈阿密、纽约和华盛顿之间。他把我留下来保护掩饰我们身份的故事：爱德华是一家重要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勇于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因此被与最高政治层面有联系的人请来担任此职。当然，这并不能迷惑我们的古巴人，反而令他们火冒三丈，他们希望机构总部能够负责管理此事。

    虽然霍华德可能会为自己的极度任性、冲动而感到自责，他让我用罗伯特·乔丹作假名，但是我对他说：“有些古巴人或许读过《丧钟为谁而鸣》。”

    “不会的，”他说，“跟我们打交道的古巴人不可能读过这本书。”

    我们最后决定让我就用罗伯特·查尔斯这个名字，很快与这个身份对应的小包、信用卡和银行账户都办理完毕，这些小事对我们迈阿密行动组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罗伯特·查尔斯已经得到合法认证，但是那些古巴人却称呼我为“年轻的罗伯特”。

    至于办公场所，我们选在科勒尔·盖布尔斯的顶点无线电技术电子有限公司，就在迈阿密大学南校区的南边。在蒙得维的亚待得太久，我都有点不习惯不去美国大使馆领取自己的“职业指导”了。我现在是顶点公司的一名销售代表，是在宽敞的总部——顶点噢！从外面看它和往常一样，依旧是一个长条状、低层办公楼，毗邻一家灯泡制造厂。但是，它的内部已经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了彻底改造。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政府活动，所以有必要启用铁丝栅栏和高安全系数的门禁。

    我们都在大楼内，其中一百多人的任务已经安排妥当。桌子的间距按平方英尺计算，但是依旧拥挤，室内开着空调，好吧，空调还算管用，毕竟这是在迈阿密啊！我们甚至在大厅里挂起虚假的生产图表以及所获的奖章。

    但在这正常的表面背后，我们已完全被实际工作包围。我不知道其他人都在忙些什么，但是我自己的工作大部分都在办公室以外。我花很多时间与爱德华的古巴流放犯待在一起，另外每周有两天时间忙着接待新来的古巴人。截至目前，似乎每个流放到迈阿密的古巴犯人都知道我们正在中美建立训练基地，因此周二早上还可能看见我在市区一家店面门前，周五我就已经驱车抵达奥帕洛卡了。在这两个地方，我负责监督与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的见面，他们通常都是最近来到迈阿密并且会长期待在此地，而且当然也是有意愿加入我们的人。我们的会谈由我的古巴助手主持，他讲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语速很快，所以通常我都需要他再向我解释一遍。说起来还真可笑，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情报局在幕后操控，这本来应该是个秘密，但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尽管我们撒谎，说所有的经费都是由慷慨、热心、富有的美国公民承担，但是连一个八岁孩童都知道是情报局出的钱。我想，组织撒谎的原因是，如果卡斯特罗在流亡运动中垮了台，那么俄国一定会大吵是我们操控了这一切，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一群古巴流亡者证明我们的“清白”。

    无论如何，每次《迈阿密先驱报》上报道有俄国人进入古巴，我们就会受到困扰。这些古巴流亡者为什么会加入我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站在美国这边，还是会被遣返回国，然后成为山上游击队的一员。我得监视这些古巴人哪些有意向倒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