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特里奇的信还没寄到我手里，亨特就已经来到蒙得维的亚上班了，所以看到信时我对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1957年1月29日

    最最亲爱的基特里奇：

    我的新上司昨天到了蒙得维的亚，跟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女仆，还有一辆凯迪拉克。这周梅休就会离开，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这一切来得好快，梅休也这么认为。新长官万岁！天啊，亨特和他的妻子桃乐丝出场规模堪比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塞尔达——22件行李，件件都印有E.H.H字样，另外还有未统计的家具和纸板箱。所有这些都是盖茨比告诉我们的（他说话时的语气就跟他发现新大陆了一样），上级派他陪同梅休一起去码头接亨特，带领他及他的家人过海关（当然，局里的规章就是不准大张旗鼓地迎接新长官的到来）。

    亨特一行人暂住在维多利亚广场酒店，他的随从已经着手在寻找蒙得维的亚最好的郊区卡拉斯科的房子了，那儿离市区十公里。驻点就要发生巨大变化了，虽然亨特到来时安静又友善，但是他一进入房间就变得很雀跃，很明显他非常高兴，但只是为他自己而高兴，这算是他作为新驻地长官的首次吝啬吧。

    现在不方便继续写了，明天我会写完这封信。

    然而，第二天她的信就到了我手里，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信放一放。我们对亨特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而我不想再收到一封训诫信，毕竟，亨特到来以后驻点的工作变得有趣多了。

    梅休还没彻底离开驻点（正常情况下上一任长官的离职会在一个月内结束，而梅休只花了七个工作日），我们就已经听说了新长官将会非常活跃。我们组建了一个六人小分队，另外加上南希·沃特森，我们围坐在他办公室的圆桌边（亨特到来的第二天），静静地倾听他给我们的演讲，心中的希望也随着他的鼓舞而增加。

    “自我从东京回到华盛顿，”亨特说，“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驻点，我保证我会让这里焕然一新，但是在我们分析和改正之前，我想要让你们知道情报局最新委派的你们的新上司。这是我首次担任驻点长官，但是我知道自己有这个资格坐这个职位，而且我也知道局里为什么派我来。一九四〇年六月，我从布朗大学毕业之后去了美国海军舰队服役，参与了V-7项目，后来又经历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个速成项目，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个月之后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提升为驱逐舰梅奥的海军少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旬，北大西洋上响起一阵平常的季度警报，我在攀爬塔楼的阶梯时受了战伤，伤势异常严重，于是上级允许了我光荣退伍。我知道你们很好奇我究竟受了什么伤竟然能光荣退伍，好吧，我告诉你们，是与命根儿相关的，但是没有后遗症。感谢上帝，我还能‘打炮’。”

    我们笑了，甚至连南希·沃特森都笑了。这个“笑话”在别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仅凭这一点我们对新长官的了解就多过了梅休。

    “在康复期间，我写了一本小说叫《告别东方》，这本小说已经被阿尔弗雷德·A.出版社出版了，没过多久，《生活》杂志便选我做了他们南太平洋战区的战地记者，取代约翰·海尔赛去了布干维尔岛和瓜达康纳尔岛工作。一九四三年，回到纽约，我又在OCS服役，没过多久，又被委派到OSS进行训练，后分配去中国，我飞越驼峰航线，‘二战’结束时我还在昆明。之后我便进军好莱坞专职编写电影剧本，那时候我就去了巴黎为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马歇尔计划工作，不久以后，被弗兰克·威斯纳雇佣，加入了政策协调处。你们当中有人听说过一位才华横溢的同事名叫威廉·F.巴克利的吗？他创办了《国家评论》杂志，自任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