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夏洛特说，“我们讲解了一堂关于间谍活动的课。对间谍活动这栋‘大楼’来说，事情的真相就是地基。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更多更复杂的反间谍活动，这栋‘大楼’的地基就不是真相而是谎言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反间谍活动是建立在灵感的基础上的。在这个领域的人们都有成为冒险家、贵族、变态的倾向，然而，那样的人占据了这个团队的一半，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支持他们，这个组织非常注重细节，在里面连流氓和学者都能相互勾结，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进行反间谍活动的难度不可估量。就好像一个诚实的男人撒谎的时候他就感觉很不安一样（因为他很少说谎话，撒谎的感觉他很不习惯），一个经常撒谎的人也是一样，他如果说真话他就感觉不安全了。没有人可以诱捕一个由里而外全是骗子的人。比如说，他告诉你周二晚上他和一位年轻女士一起坐在十四号包厢里面看演出，当你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周二晚上十四号包厢里面坐着的毫无疑问是你的朋友，因为他每次看演出都是一个人坐在十四号包厢里，从没变过。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时那个撒谎的人会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然后告诉你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周二晚上是在十四号包厢里面，而是在四十号包厢里面看演出的，而且说这话的时候是那么理直气壮让你不得不信以为真。撒谎的人和诚实的人一样享有简单的生活。”

    我被那些长官的笑声触动了，他们笑着似乎在说在这个话题上保持幽默感是私人保护的一种手段。

    “当然，反间谍活动也不会允许肆意撒谎的行为。相反，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揭露真相，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谎言的保护之下揭露相对的真相：我们声称那些从敌方为我们机构窃取情报的情报人员是受雇于我们，然而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样一来，我们的反间谍活动就能进行得畅通无阻，但这只是理论上，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我们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都是很厉害的角色，想要欺骗对方都是很困难的。波兰的背叛者应该抱着被美国认可移居美国的心态接近我们，然后我们告诉他让他继续在华沙的组织工作几年，只是身份变为我们的特工为我们工作而已，以此来赚取美方的信任从而实现移居美国的愿望——这种做法是众所周知的。假如他接受了这笔交易，那么从他为我们效力的第一刻开始我们就得对他持怀疑态度：他是真的忠诚于我们还是说他只是一根墙头草？这时我们就要测验他。我们命令他去窃取他本该拿不到的情报，如果他对我们是忠诚的，那么他就得回来向我们报告他失败了。可是呢，你看，他把消息带回来了！他带来的消息十分准确，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其他可靠渠道获得了这条消息。这样的话，我们得更进一步测试他。如果他又一次通过了我们的测试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太厉害了，他很成功但同时也说明了他很失败。我们要不要踢开他呢？不，至少现在还不能踢开他，我们得等到确认苏联安全委员会相信他的这个双重间谍已经完全骗过了我们的眼睛。毕竟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啊，我们让这些双重间谍去窃取我们不需要的资料，把苏联人引向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对我们的需求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当然这个错误信息的迷惑性得足够微小，不能和他们之前对我们的了解有太大出入，否则太不可信了，反而容易刺激他们看出我们在利用他们的特工。

    “这就已经让你叹气了吗？这个案例的复杂程度与我们的真实情况都没法比，现实中我们会利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来反间谍，现在这个时代，反间谍的唯一限制条件就是人力资源。我们需要大量的情报人才来检测我们所牺牲的每一条秘密信息对于引导敌人走向错误方向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许许多多训练有素的情报人才都在检验这些精心策划的谎言的可信度，这就是反情报工作的内容，除非这些信息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