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要泡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开心顺气丸”,就是要翻这件案子。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也怕将来修清漪园的时候,言官会冒昧谏阻,觉得“杀鸡骇猴”一番,亦是高明的手法,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颁发了一道上谕:“国家广开言路,原期各抒忠谠,俾得集思广益,上有补于国计,下有裨于民生。诸臣建言,自应审时度势,悉泯偏私,以至诚剀切之心,平情敷奏,庶几切中事理,言必可行。
上年用兵以来,章奏不为不多,其中言之得宜,或立见施行,或量为节取,无不虚衷采纳,并一一默识其人,以备随时器使。至措词失当,从不苛求,即陈奏迂谬,语涉鄙俚者,亦未加以斥责。若挟私妄奏,信口讥弹,既失恭敬之义,兼开攻讦之风,于人心政治,大有关系。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中外大臣,皆经朕简用,苟其事不干大戾,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御史虽欲自著风力,肆为诋讪,可乎?’又恭读仁宗睿皇帝圣谕,‘内自王公大臣,外自督抚藩臬,以至百职庶司,如有营私玩法,辜恩溺职者,言官据实纠弹,即严究重惩。若以毫无影响之谈,诬人名节,天鉴难逃,国法具在。’等因;钦此,训谕煌煌,允宜遵守。
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目为汉奸;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摭拾多款,深文周内,竟至指为‘可杀’。诬镑大臣,至于此极,不能不示以惩儆。吴峋、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总之,朝廷听言行政,一秉大公,博访周咨,惟期实事求是,非徒博纳谏之虚名。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竭诚献替,毋负谆谆告诫之意,勉之!慎之!”
吏部奉到上谕,立刻议奏,吴峋、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这是“私罪”,所以过去如有“加级”、“纪录”等等奖励,则不能抵销。
这个结果,惹得清议大哗。言官论罪,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决非好事,而况律法不咎既往,已经过去的事,翻出来重新追论,不但对身受者有失公平,而且开一恶例,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随时可以翻案,岂不搞得人人自危?
话虽如此,但此时言官的风骨,已大不如前,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吓得不敢动弹。同时认为吴峋和梁鼎芬当时持论过于偏激,亦有自取其咎,要为他们申辩,很难着笔,便越发逡巡却步了。
不过,私下去慰问吴、梁二人的却很多。吴峋不免有悲戚之色,而梁鼎芬的表情,大异其趣,颇有“无官一身轻”的模样。因为这年正是他二十七岁,想起李文田的论断,一颗心便拧绞得痛,而现在冷镬里爆出个热栗子,忽得严谴,算是过了一道难关,性命可保,如何不喜?
只是性命可保,生计堪虞。编修的官阶正七品、降五级调用,只好当一个仅胜于“未入流”的从九官末官,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仿的待诏是从九品,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所以这个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对梁鼎芬来说,等于勒令休致,比革职还重。
革职的处分,只要风头一过,有个有力的人出面,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由,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
因此,接奉严旨之日,应付完了登门道恼的访客,到晚来梁鼎芬要跟一个至交商量今后的出处。这个人就是文廷式。
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下榻栖凤苑中,北闱得意,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才名倾动公卿,都说他第二年春闱联捷,是必然之事。那知到了冬天丁忧,奔丧回广东,如今服制已满,提早进京,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
在梁家的听差、丫头和老妈子眼中,他的身分象舅老爷,因为穿房入户,连龚夫人都不须避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