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抵消一空。就是说，按照现行的制度和办法征收税款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耿皇乡的故事近乎荒诞，但这种试验却把今天脱离实际的税制问题暴露无遗。

    谁知涡阳县的代表话没落音，李秋鸿就接过话极力争辩。

    太和县农经委副主任邹新华，一直冷静地注意着李秋鸿的发言，耐心地听着这位财政部官员对太和县试点的横加指责。因为对方说的就是“太和”，作为太和县试点的代表，他自然不便立即反驳，至少他要显示出太和人的宽容和大度。但是，涡阳县的代表举出的这个例子，已经是那样的说明问题，对方却依然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再也按捺不住。

    邹新华激动地指着李秋鸿，只差没把指头戳到对方的鼻子上。愤然道：“你们就是不看实际情况，坐在办公楼里瞎想。今天事实就摆在面前了，还死不认账！”

    他说得过于冲动，声音都变得沙哑，伸出的手指也在上下颤动。

    接着会场上四处都响起了愤懑的斥责声。

    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文文静静，甚至是一脸书卷气的李秋鸿，他在会上极力坚持的，其实是国家财政部的意见，正因为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各地代表才越发感到，大家正在热心试验着的这场农村税费的改革，其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作为这项改革最早的倡导者，又是太和县试点的直接参加者，何开荫就改革中的一些问题，也旗帜鲜明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商品的价格差不多都放开了，惟独粮食这样大宗的农产品国家仍限价定购，使得粮食不能成为商品，其比较效益日渐降低，毫无疑问，这种定购制度必须取消，粮食的市场和价格也必须放开，否则中国的农业就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当然这需要条件，我们将税费改革征收的办法用公粮代替定购，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让国家最可靠地掌握粮源，保证非农用粮的供应；二是因为农民有这个习惯，征交公粮，对农民来说既方便，透明度又高，最主要的是我们把税费改革和推进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就为下一步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准备好条件。只有取得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成功，全面彻底地放开粮食市场和放开粮食价格，形成大流通，培育大市场，封闭的社区结构才会最后被瓦解，中国的农村才可以说大有希望！

    何开荫的发言，有着浓郁的理论色彩，却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很强的说服力，会场上一下变得安静下来，连喝茶、走动的人也生怕打扰了别人，把动作放得又慢又轻。

    这气氛显然也感染了何开荫自己，他开始变得激动起来。他说，其实我们搞的，只是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还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假如现在就搞税费制度改革，立法部门说不定马上会来制止，涡阳县新兴镇的改革被县人大明令取消就是明证。因此，它肯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目的也只是侧重于规范征收的办法，先把农民的负担尽可能地减下来，政策规定上的“杠子”粗了一点，却简单明了便捷易行。虽然还不全公平合理，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相对于过去的乱收费来说，农民已比较满意。

    当然，他还想说：今天搞的还只是税费征收办法上的改革，就搞得这样艰难，如履薄冰，几近夭折；其实，即便就是真的进行税费改革，那也只能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关键在于由此带动农村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但会上没人这么明说，当然今天他说了也等于白说。

    主持会议的杜鹰，在作会议的最后总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总的感受是，我们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研讨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