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涂画的东西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又在家里呆了三四天。我母亲和托特集团①的一个营建主任旧情不断——也许她还要继续为那个患有胃病的施蒂威中尉提供那种使他如此忠诚的无盐食物——任何一位先生来到我家都无拘无束，脚上趿拉着我父亲那双穿坏了的拖鞋，丝毫也不理会它所象征的意义。母亲怀着愿亡者永享极乐的恬适心情，穿着丧服手脚麻利地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她不仅穿着这套合身的黑色丧服上街，而且还以这身打扮穿梭于厨房和起居室之间。为了纪念我那阵亡的哥哥，她在食品柜上像布置祭坛似的放了一些祭品。头一样是哥哥当下士时的免冠证件照片，经过放大，他的形象已经模糊难辨；其次是两张镶在黑边镜框里的讣告，它们分别剪自《前哨报》②和《每日新闻》③；第三样是一扎用黑色丝带系在一起的前线来信，这扎信件连同压在上面的第四样祭品——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克里米亚战役纪念章——一起摆在镜框的左侧；第五样是哥哥的小提琴和琴弓以及压在下面、写得密密麻麻的乐谱——他曾经多次潜心练习小提琴奏鸣曲——它们放在镜框的右侧，与那扎信件构成了均势。

    ①托特（1891～1942），德国纳粹政治家和建筑师。他创立和领导的“托特集团”承包了德国本土以及占领区的许多重要的军用和民用建设项目。

    ②《前哨报》，但泽出版的纳粹地方党报。

    ③《每日新闻》，全称《但泽每日新闻》，但泽地方日报。

    我几乎不认识我的哥哥克劳斯，如果说我现在偶尔还会想起他的话，那么我当初对食品柜上的祭坛则更多是心怀妒忌。我总想像着自己的放大照片也镶进了黑边镜框。每当我独自呆在客厅时，哥哥的祭坛总让人百看不厌。

    我常常怀着委屈的心情啃自己的指甲。

    一天上午，那个中尉躺在沙发上，双手捂着胃部，我母亲在厨房忙着无盐的燕麦糊，这时，我的右手不知不觉地攥成了拳头，差一点毫不含糊地将照片、讣告甚至那把提琴砸个稀烂。那天正巧是我出发去青年义务劳动军的日子，这样就避免了一场直到今天和今后若干年中都随时可能发生的壮举：它的导演是库班河畔的阵亡者、站在食品柜旁的母亲和我——一个十足的优柔寡断的人。我拎起我的人造革皮箱上了路，途经贝伦特，来到了科尼茨。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有机会充分认识一下位于奥舍和雷兹之间的图赫尔荒原。户外飞沙走石。这里是昆虫爱好者的春天。欧洲刺柏随风摇曳。我们的主要活动是钻灌木丛和确定射击目标：左边第四棵小松树后面插着两个“纸板兄弟”①，它们是射击的对象。白桦树的上空飘着美丽的白云，蝴蝶翩翩起舞，不知飞往何方。沼泽地里有一些乌黑贼亮的圆形水洼，用手榴弹可以炸到鲫鱼和鲤鱼。大自然里充满着火药味。

    图赫尔也有电影院。

    ①“纸板兄弟”，士兵对枪靶的谑称。

    暂且撇开白桦树、白云和鲫鱼，先来说说青年义务劳动军的这支分队吧。我们的临时木板房宿舍掩映在一片树林之中，前边矗立着一根旗杆，周围是几排防弹壕，木板搭的教室旁边有一间茅房。我之所以像讲解沙盘一样介绍地形，是因为在我来此之前一年——那时温特尔、于尔根?库普卡和班泽默尔还没来这儿——伟大的马尔克便在这片临时木板房宿舍区穿上了斜纹布劳动服和大头皮靴，并且在茅房里留下了他的大名。这是一个用木板隔开、没有顶盖的茅房。几棵奇形怪状的松树在上方沙沙作响，四周长满了金雀花。

    在磨得发亮的支撑梁对面的松木板上刻着——准确地说是用指甲抠出来的——那个由两个音节组成的姓①，下面是一行漂亮的拉丁文，字母全都没有曲线，很像古日耳曼文字②。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赞美诗的开头：“母亲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