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国焘等人的发言，我同意。下面我想着重讲五个问题，即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的问题，高度机动的问题，集中兵力的问题，统一指挥的问题。

    “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国焘同志准备去打成都，这个计划我看应该放一放，向四方面军做好解释工作。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造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的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为使我们更好地向甘南发展，部队必须高度机动，以游击战或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去应付敌人，要保持红军游击战的传统，不能跟敌人硬拼，我还是那句老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不是已经走了好几千里了嘛，搞不好已经上了万里，你强大，让你一下嘛，忍耐着点。目前，我们主要是集中兵力去进攻松潘，打开北进通道，迅速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天冷了，解决皮衣困难，国焘同志说，如攻松潘，要集中20个团是对的。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条件太差，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过松潘到川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实现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完成我们的计划，必须统一指挥，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相信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指挥下，为实现自己奋斗的目标，做出优异的成绩。”

    毛泽东发言之后，又有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相继发言，都表示同意周恩来钓报告和他提出的北进的战略方针。最后，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

    开完会，张国焘回到住处，在与参谋长黄超共进午餐时，黄超拿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红星报》递给他看。张国焘接过来看到第一版上刊登有一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署名是凯丰。他指着文章问黄超：

    “你看过没有？说些啥？”

    黄超不动声色他说：

    “张主席，你看看再说。”

    张国焘简单浏览了一遍，脸红筋涨地大声说：

    “嗬！我一到懋功，中央就唆使人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哟。”接着将竹筷朝桌上一拍：“列宁反‘欧洲联邦’，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嘛，列宁也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我们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嘛。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里，不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吗？这怎么能同列宁反对欧洲联邦相提并论？”

    黄超看张国焘生气了，“劝慰”道：

    “张主席，把饭吃了再说，中央的同志怎么能随意批评我们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哩，不像话。”

    张国焘余怒未息他说：

    “中央的留俄人物，就会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打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有哪点违反列宁主义？有哪点违反中共的苏维埃路线？居然无中生有说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生性多疑的张国焘，认为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定是中央在他未到抚边之前，就策划好的一场“反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凯丰，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而已。这篇文章也不过是在两军会师表面欢乐融洽的空气里，升起的一颗信号弹，他仿佛闻到了一点火药的味道。他气得只吃了一碗饭，便停箸急匆匆离开用餐的地方。

    黄超紧跟在张国焘的身后边走边说：

    “张主席，这张报纸，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私自交给我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前就印发了，规定只发给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