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赏析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屈原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坐火车去苏联访问，途中，与苏方陪同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文学，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屈原，称他是《诗经》之后“第一位有创作个性的诗人”。毛泽东对费德林深情地说道：“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在讲述了屈原生活的时代使之遭遇不幸后，又一往情深地说：“是的，这些都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发生在屈原殉难的土地——长沙。因为这缘故，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是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是的，毛泽东与屈原的这种异代共鸣，不仅同生活在湘水边的地缘之情有关，更是生命意志与民族精神的相通，是两位伟大人物共同精神追求的相通。从青年时代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抄写《离骚》和《九歌》，到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楚辞》是毛泽东常读的作品之一，再到建国后反复研读《离骚》，如其1958年给江青的信中所写，“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毛泽东一生都与《楚辞》相守，都与屈原这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惺惺相惜，精神共通。

    屈原，这位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不惜付出生命的诗人，志行高洁，宁死也不愿混迹于浊淖污泥中的政治家，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与日月争光”，激励着后世的中国人民。屈原博学多才，明于治乱，“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也因此遭到小人的嫉妒与谗毁，被怀王疏远去职，而楚怀王也因听信奸佞之人的劝说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又被上官大夫诋毁，流放于沅湘之地。眼看楚国将被秦国占领，屈原无以实现自己的理想，遂发出“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哀叹，投入了汨罗江中。屈原的一生是坚持高洁的情操，与奸邪小人斗争的一生，“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种坚贞不屈、百折不挠，不妥协于恶势力的斗争精神正是毛泽东所欣赏的。

    此诗写于1961年，我国正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苏联领导人又挑起中苏论战，并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我国施加巨大的压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多跟在苏共的后面孤立中国。毛泽东写这首《屈原》，颂扬屈原不屈的战斗精神，也具有现实的激励作用。

    历来颂扬屈原的作品甚多，司马迁称之“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称“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基本上赞扬的是屈原高洁的品行，而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其看问题的角度更独特，因此其诗的第二句出语惊人——“手中握有杀人刀”，这是从古至今对屈原最惊世骇俗的评价。然而仔细想想，又确实如此。屈原的《离骚》确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