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olato,1984,1986）。例如，那道“总统”的题目被改为"1900年之后加拿大四位总理的名字”。然而，就算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性”的改变也产生了一个小问题：加拿大公民在“总统版本”的智力测验得分比在“总理版本”中的得分要高。

    我们不是只会把心理学的形象问题怪罪在其他人头上，心理学家自己在这方面也“功不可没”。试图把真正的心理学介绍给公众的正规心理学家往往得不到什么好的回报。然而，美国心理学会（APA）和美国心理协会（APS）正致力于促进与公众的沟通，美国心理协会为此还新创办了一本期刊，名为《公众感兴趣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SthePubliterest）。心理学需要在这一方面再加把劲。不然的话，如果公众在将来还对这一学科心存误解，那就只能说我们是自作自受了。

    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罗纳德·福克斯（RonaldFox）在最近的致辞中谈到了心理学在沟通和传播方面的问题，以及我们自身是如何带来这些问题的：

    最后，心理学的某些分支中存在着一些反科学的态度和现象（,1997;Watters&Ofshe,1999）。例如，在一些心理治疗的圈子里，有人一贯拒绝对自己所采用的疗法进行科学评估。专栏作家和心理治疗师查尔斯·柯瓦斯阿默（CharlesKrauthammer）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这种态度对心理治疗的声誉造成的严重损害（Krauthammer，1985）。第一，由于拒绝去莠存良，造成各种疗法泛滥成灾。这种泛滥不仅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而且还加深了这一领域的误区：“心理治疗已经步入混乱状态，因为……它很少让流派消亡，它无法在内部实现有效的淘汰，心理治疗正在鱼龙混杂中走向灭亡。”柯瓦斯阿默在这里所悲叹的是，不遵循证伪原则的做法已经妨碍了这一领域的科学进步。

    柯瓦斯阿默最后又指出了心理治疗这个圈子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心理治疗“更像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因此反对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他们仍然非常关注所谓的“800磅大猩猩”，即政府补贴和个人健康保险。柯瓦斯阿默揭示了这两种态度的内在矛盾：“只要心理治疗业拒绝为他们的工作提供科学证据，他们的财政压力就会加大。毕竟，如果心理治疗真的是一门艺术的话，他们应当由国家人文基金提供资助，而不是医疗保险。”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考普塔、鲁格、桑德斯和霍华德（Kopta,Lueger,Saunders,&Howard,1999）在他们对心理治疗效果研究的评估中写道：“某种特定疗法的效果必须通过实证方法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才有足够的资格和说服力去向保险公司、医疗公司和政府机构申请补贴”（p.442）。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道·彼得森（DmiPeterson）的观点也与柯瓦斯阿默的告诫不谋而合。他相当直接地指出，那些认为“虽然实证证据都不支持，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并非如此，因此我拒绝改变我的疗法”（Peterson,1995,p.977）的治疗师“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的同情”（p.977）。简而言之，彼得森认为心理治疗从业者必须对科学证据做出回应，否则整个行业就会被公众看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业（p.977），从而丧失来自社会的支持。

    本书早期版本的一些读者指出，我并没有特别强调心理学家内部的不专业行为和反科学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个学科的公众形象问题，因此指责我“轻易地放过了心理学家”。好在罗宾·道斯（RobynDawes）在1994年出版的《纸牌搭成的屋子：建构在虚幻上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