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多学科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心理学家的贡献往往会被其他学科所掩盖。

    关于心理学家的贡献被忽略、抹杀或者被部分归为其他学科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第一个有关电视暴力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是由美国公共卫生局主持的，研究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之后由美国医学会通过一项决议，重新确认该项研究的成果并向公众推广。这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的确没什么错，但这一举措在无意间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媒体不断地将电视暴力的研究成果与美国医学会联系在一起，给公众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确立这一发现的研究是由医学专业人士主持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有关电视暴力对儿童行为影响的研究都是由心理学家完成的。

    另一个导致心理学家的工作经常被划入其他学科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心理学家”一词的含义已经含混模糊了。许多心理学研究者在标识自己时，往往把自己的研究专长加在“心理学家”之前，例如自称生理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工业心理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还有一些称谓甚至摒弃了“心理学家”一词，例如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社会生物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行为学家等等。所有的这些举动，再加上媒体认为“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的偏见，都导致了心理学家的成就被误划入其他学科：生理心理学家的成果被划归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家的成果被归为计算机科学，工业心理学家的成果被归入工程学和商学，等等。即使当代最杰出的心理学研究者之一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心理学也没分享任何好处！当然，诺贝尔奖中没有为心理学单独设立奖项（Benjamin,2004;Kahneman,2003;Ma,2002）。

    埃莫里大学耶克斯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金（Frederig）曾讲到，某天他花了大段时间解释动物模型对人类神经障碍研究的重要性，在聆听完这位在癫痫症的神经和行为研究方面成就斐然的学者长时间讲解之后，有位记者问道：“你不过是个心理学家，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癫痫症的事儿呢？”（King,1993）。

    在20世纪70年代末，法院判决了几起有关标准测验的诉讼案。其中的一起是PASE起诉汉农的案子，涉及智力测验中的文化偏见问题。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能够帮助他裁定的惟一方法，就是由他来亲自检查每一道测验题，并且相信他自己的直觉。他对自己能做出正确判决的能力深信不疑，并对测验的每个问题写下自己的个人看法（BersofF,1981,1982）。这位法官断定，在这些标准测验中，一组测验中的八个题目和另一组测验中的一个题目可能是带有偏见的。这个法官没有意识到，像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检验的实证性问题。个人意见不仅与真相无关，甚至可能是极具误导性的。决定这些标准测验题目是否带有偏见，需要复杂的统计程序和收集大量的数据。心理学家已经并继续为评估和收集必要数据及发展相应的统计技术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研究实际发现，对于哪些题目存在文化偏见的问题，外行人的直觉判断通常都是错误的。许多被认为没有偏见的题目实际上却存在着多种偏见，而许多表面上看来不公正的题目却没有发现统计意义上的偏见（Sandoval&Miille,1980）。举个例子来说，韦氏成人智力量表在加拿大受到批评，因为其中某一分量表（“信息”分量表）中的一些题目似乎有偏袒美国公民之嫌。例如，其中有一个题目要求被试写出1950年之后美国四位总统的名字。因此，当这个测验在加拿大使用时，一些题目就被“加拿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