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上他所测量的物理现象总有一个恒定的属性，这一属性超越了观察者的特定参考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是寻找物理现象的恒定属性的。事实上，爱因斯坦也认为他的这一理论如果被命名为“恒定论”会更加贴切。但是，“相对性”一词的地位在当时已经太过深入人心而难以改变了（p.13）。

    兰道继续指出，即使在物理学中，“模糊的词语选择也是造成某些误解的根源，科学家经常使用一些口语化的术语。他们为这些用语赋予特定意义，但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是不可能想到这种意义的”（p.13）。在心理学里也是如此。当心理学家和外行人用同一词语来表达不同含义的时候，他们之间常常产生误解。如果有新的词语产生出来用以描述心理概念，这样的困扰可能会少一些。有时会有这样的词语出现，正如物理学家有了“尔格”和“焦耳”一样，心理学家有了“失调”和“编码”，这些词不是凭空编造的，但在日常用语中比较生僻，从而可以防止混淆。

    “但是，”外行人可能提出这样的反对，“为什么心理学家这样折磨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新的术语、高度专业性的定义、生僻的词语？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为什么我对‘智力’概念的定义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呢？”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对心理学研究有严重误解的例子——这一误解经常出现在关于心理学研究的媒体报道中。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以“你能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话重新说一遍吗？”为标题报道了1996年美国心理学会的一次会议，并说“心理学家所用的语言只有他们自己能听懂”。该文嘲讽了在会上报告的一份题为《用Gf-Gc理论解释对和KAIT的联合因素分析》的论文。尽管记者表示他“不敢贸然猜测这个标题的真正意思”，但几乎所有接受过培训的心理学家都能理解这个标题是有关智力测验理论方面新进展的。的确如此。Gf-Gc理论是智力理论方面的一个技术性进展，记者没有理由听到过这个概念——就如同我们不会期望该记者知道物理学家最近刚发现的一种基本粒子的细节一样。可是，有时候，记者对科学术语的无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却对现代心理学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们来看看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它的第一步，就是强调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个观点：操作主义不是心理学所独有的，它是所有科学门类的特征。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接受它，理解它的显而易见的本质。如果一个科学家是研究放射性的，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肯定有办法测量此种现象——其他研究者也能使用该方法获得相同的结果。操作定义因此导致科学的公开化，而公开化是科学的关键特征之一。如果两个科学家对同一个操作性定义达成一致，其中一个人就可以用它去复制另一个人的结果。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看来显而易见的事情，在我们谈到心理学的时候却不怎么明晰了。人们经常意识不到“智力”和“焦虑”这些概念的操作性定义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总是在使用这些术语，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吗？

    答案是：“是的，我们确实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不是从科学家必须知道的意义上，而是从公众的意义上。一个科学家必须通过如下方式“知道”智力是什么意思：他必须精确地定义一种方法，使其他实验者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法测量这一概念，并且得到有关此概念的相同结论。就其明确性和精确性来说，这与日常交谈中为了实现相互理解而使用的模糊语言间有很大差别。

    如果过分依赖于我们“知道”的东西，肯定会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所有的直觉（非经验）信仰体系。关于某个事物你所“知道”的和张三、李四所知道的可能并不一样，我们如何决定谁是正确的呢？你或许会说“我强烈地感觉到我所知道的是正确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