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她要——克服的机会似乎相当渺茫。

    “你还是回家去吧，”她说，“在这儿也帮不了什么忙。我们有你的电话，如果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随时通知你。”

    于是我回家倒头睡觉。到了早上我打电话去医院，结果伊莱恩的状况和昨天相同。我洗完澡刮过胡子，穿上衣服就赶往医院。在那儿等了整个上午，下午又待了一阵子，然后搭公车穿过中央公园，参加托妮的告别式。

    告别式气氛安详，基本上就像我们的聚会一样，只不过大家谈的是托妮。我简单提到上次和她一起到里士满希尔，回忆她在那次演讲中所说过的趣事。

    所有的人都以为她是自杀，这让我感到困扰，但却又不知该怎么做。尤其是她的亲戚，我很想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她家信奉天主教，实情对他们而言可能很重要，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告别式结束，我和吉姆·费伯一起去喝咖啡，然后又回到医院。

    接下来的一周内，我大半的时间都待在医院。有几次我几乎想要拿起电话，匿名拨给911，告诉他们东二十五街两百八十八号的尸体。只要莫特利的尸体被人发现，我就能打电话给安妮塔，让她别再担忧。我虽然找不到简，不过她迟早会和我联络，到时我就能告诉她可以回来了。但如果我太早告诉她们平安讯息，总有一天会被请去警局盘问。

    阻止我给911打电话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那些电话都有录音，他们比较声纹，就会知道我是告密者。虽然可能不会有人想到去核对这些证据，但我又何必多留一条线索呢？起初我以为那位莱普考特小姐回到家就会发现尸体，但过了一个周末还没有消息传出，我只能推想莱普考特小姐可能永远不会回家了。

    换句话说，我还得多等几天。

    到了星期二，那儿的邻居终于发觉一直萦绕不去的臭味可能不是来自某个墙缝里的老鼠，于是打电话报警，警方破门而入，事情就此揭穿。

    星期四，距离莫特利把她血淋淋丢弃在地毯上几乎有一周时间，一位住院医师告诉我，他认为伊莱恩应该可以保住性命。

    “我一直担心她撑不下去，”他说，“有那么多危险因素威胁着她的生命，她承受着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一直担心她的心脏扛不住，事实证明她有颗很好的心脏。”

    我几乎想告诉他，我也有同感。

    过了一段日子，她出院回家休养。有一天我和乔·德金一起去石瓦餐厅吃晚餐，他说要请客，我没跟他争。他先点了几杯马丁尼开胃，然后说莫特利自杀帮他利落地了结一大堆案子，不仅只有埃切瓦里亚和伊丽莎白·斯卡德案子而已，许多人私下认为他造成托妮·克利里和倒霉年轻人迈克尔·菲茨罗伊的死亡。甚至有可能是杀害苏珊·莱普考特的凶手。莱普考特的尸体数日前被人发现漂浮在东河上，死因不明。事实上要不是依据牙科记录，根本无法辨认她的身份，更别提致死原因。但可以确定的是，她被凌虐而死，而施虐者可能就是莫特利。

    “幸好他自杀了，”德金说，“根本没人能动得了他，他这么做真减轻了我们的麻烦。”

    “你这次证据确凿。”

    “嗯，我们是可以把他关进牢里，”他说，“这点没问题。但这样使整件事情容易多了。我有没有告诉你他还留了话？”

    “你说过，用口红写在墙上。”

    “没错。真奇怪他竟然没写在镜子上，我猜房东一定也这么想，毕竟从镜面上擦掉那些字，要比油漆整面墙壁容易多了。那扇门旁边的墙上也挂了一面镜子，你一定也注意到。”

    “我从没去过那房间，乔。”

    “哦，对，我忘了。”他脸上一副你知我知的表情盯着我，“总而言之，这混蛋唯一做过的好事，就是结果了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