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躺在床上，想安定自己，

    却又被紧紧攫住，不得安生。我起来数趟，每次都以为能找到办法，却只不过是陷入到更深的焦灼当中。

    第二天上午，我去看锁孔里断掉的钥匙，它像阳具，被长着牙齿的阴道悲哀地咬死。我需要一把老虎钳。我去学校拍毕业照，可以顺路买回。

    这天光线柔和，照在成行的绿树上，使学校干净、疏朗。他们团在一起，唧唧喳喳，我站在一旁格格不入。照相分两个步骤，每人先照头像照，最后合影。在等待时，我窥视着孔洁，她穿着白色丝绸演出服、淡红裙子，打着蓝色领结，不时擦汗湿的头发。太阳照下来，使她更加的白，就像照在雪地上那样让人心慌。

    在上学之外的所有时刻，她的母亲都像一条可怜的狗跟着她——这是她跟我说的。在她的父亲死掉后，她成为母亲唯一的财产，被关在门里，像工人那样操练小提琴。每次演出，母亲都僵硬地坐在台下，细细观察观众的表情，然后极其严肃地将她领走，直到有天她让所有观众起立鼓掌，母亲才搂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她唯一的秘密是一只小狗。她窝藏着它，处心积虑地与母亲周旋，不足两天，便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每天下课，她都找人寄养，最后找到我。我有一间房子，一个人住。我把狗养死了，因为恼恨地踢了它一脚，它从此一蹶不振，死在她怀里。她用小铁勺一勺一勺挖它的坟地，泪水汩汩而出。我告诉她是别人踢了它一脚。

    现在，她看到我在看她，觉得我有事，便走过来。她的眼神充满柔情，就像一个哑巴看到另一个哑巴、一个聋子看到另一个聋子那样。我们都死了爸。她说：“你很不开心。”

    “我和我的婶子很麻烦。”

    我不敢直视她黑漆漆的眼睛，随便又说了句“没法活”，便不安地离开了。

    照相的地方有块钉好的白布，前面摆着一张椅子，有人坐上去，大家都行注目礼。轮到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照相师傅把脑袋从照相机后抬起来，说：“你也该理理你那乱蓬蓬的头发了。”大家哄堂大笑。我嘴唇哆嗦，脸色发红，但还是抬起下颌，将茂盛的胡子、咬紧的腮帮留在镜头里。我让眼神显得冷漠。我觉得这种照片就应该按通缉令的标准拍，这时讲究美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最后印象。

    合影后，我找到多少有过一点交情的李勇。他惊惧地看着我。他告过我的密，我们为此打架，他输了。我宽宏大量地拍他肩膀，搂着他耳语：“一日是兄弟，一生是兄弟。”

    从此，我再也不会回到这所学校。

    买到老虎钳后，我清查余额，还有一百来块，索性又换地方买下尼龙索和弹簧刀，这样就剩不下几个子儿。我知道购买管制刀具需要开证明，因此开始只打算买水果刀，但当店主露出共谋者才有的笑容时，我忽然觉得不必那么谨慎了，要了匕首。他将我拉到内间，找出一箱军用弹簧刀，我挑了最便宜的那把。

    我觉得有一把弹簧刀，事情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我将它藏在包里，走过人群，不一会儿就忍受不住诱惑，将手伸进包里，按起按钮。嗒，它弹出去，嗒，它收回来。我感到眩晕，我是死神，可以随时决定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们只能将之归结为偶然。但我得挑选。在我心中，一个人被杀是因为他值得被杀。我觉得这些人都不太合适，直到走来一个一边用小梳子梳头一边左右张望的年轻人。他大约一米八，穿着巨大的皮鞋、修长的西裤和能显现胸腹的黑色紧身衬衣，就是瘦得有点过分，肩宽仅一尺左右，这让他看起来像一根可笑的扁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自己的良好判断。他紧抿嘴唇，威严地走过人群。我想直到昨天他还怀才不遇地爬上寡妇的肚皮，而今天已然升职，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我们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