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对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似乎颇不理解，说起其弊端来，甲乙丙丁一长串。实际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蒋介石仓惶而逃，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时，共和国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并且也是威胁共和国政权的第一大危机，便是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在国民党统治的摧残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尤其是粮食生产急剧滑坡，总产仅11318万吨，比1936年减少约25%。全国共有灾民4000多万人，其中濒临饿死者约700万人。

    与此同时，粮食的需要量迅速增加。一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需要由国家供应粮食的军政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一些原来靠吃部分进口粮食的大城市，由于海口被敌人封锁，进口粮源断绝，也全部需要由国内供应，使粮食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

    当时粮食市场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粮食商业还占很大优势。国营粮食商业还来不及普遍建立，网点和人员都很少，能够在市场上收购的粮食数量不多，国家掌握的粮源主要靠从农村征收公粮。而由于新政权刚刚建立，土匪、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公开或暗中进行破坏，阻挠公粮的征收。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全国为征收公粮而牺牲的干部在3000人以上。

    在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投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掀起过4次大的物价波动，往往是粮价带头，牵动其他物价全面上涨，使整个市场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据统计，北京市1950年3月份的粮食批发价格总指数，比1949年2月份上升70多倍；上海市1949年5月30日，每石大米的市场成交价是4200元(旧币，1万元旧币等于1元人民币)，到1950年2月27日涨到28万元，上涨了60多倍。

    当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炭)”，就能置新中国于死地。能不能克服困难，把粮食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1949年底，新生的人民政府与城市资本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市场领导权争夺战。

    1949年1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达了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中财委主任陈云起草的《关于对全国物价猛涨应当采取的方针的指示》，提出12项措施，要求各地贸易公司“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调集粮食，以支持京、津两市和产棉区，决定东北从11月15日到30日，每天运粮1000万斤至1200万斤进关；财政部门从11月16日到30日拨交贸易部门2.1亿斤公粮。

    根据陈云同志的部署，从11月20日起，由国家掌握的贸易公司逐步提高牌价，到24日与黑市价格相平，然后，从25日开始一齐抛售，抛售时的价格按市价逐日下降。到26日，物价开始回落，而且一泻再泻，投机资本家在这样的打击之下，手足无措，叫苦不迭。这次行动共进行了半个月，到12月10日，全国物价趋于稳定，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开始掌握了领导市场的主动权。

    1950年新年春节期间又发生了第四次物价波动，但国家早已有所预料，并作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因而很快就稳定了市场。到1950年3月，国家对制止粮价波动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措施，至此，这次波动也就成为抗日战争以后，持续十几年的粮食市场剧烈动荡的尾声。从1950年3月上旬到4月中旬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