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而近两年，实际每年人口净增长大约1000万。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数量等于将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了近1倍。所以说，控制耕地减少和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刘巽浩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推算，50年后，中国人均耕地只有0.7亩，和现在的日本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一样。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也就是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但50年后，吃粮问题将也要和日本一样，靠进口来维持生计。刘教授进一步说，200年后，耕地将要减少20亿亩，即所有的耕地都占光了。

    中国的农民将无地可种，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如果现在还不立即刹车，十几亿中国人将面临饿肚子的尴尬。

    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在视察湖北时指出：一亩耕地要收1000多斤粮食，可以养活3个人。侵占一亩地就等于剥夺两三个人的饭碗。从这个意义上讲，乱占耕地就等于杀人。

    遗言犹在，威令已不存。

    农民建房，要占地；国家基建，要占地；乡镇企业，要占地；修宾馆、建别墅、打高尔夫球要占地……而到了1992年，穷急了的地方政府等钱用，更是大块大块地卖地。

    《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从中找到了生财的秘方：我们原来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财政没钱，搞建设要钱，怎么不卖掉几亩地？

    市长县长成了理所当然的“地主”。他们揣着土地使用证，审视自己脚下的土地，盘算着它们能值多少钱。于是，许多地方冲破国家法律法规，大片大片的土地被圈起来搞开发区，大块大块的土地被廉价拍卖。

    1992年上半年，四川省就建了各类开发区和市场600多个。从德阳到乐山，200公里的公路两边，土地已基本被征用光，估计占地几十万亩。其中有一个27.4万人口的小县，竟也开发了5000亩的“开发区”。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地方为了吸引外资，把大片大片的土地低价甚至无价奉送给外商，不仅国有资产数十亿上百亿地流失，而且，还牺牲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建设开发区，本来是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一项举措。1983年底，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利用天津港口地区的优越条件，建设一个新型开发区域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当即说：“这是件好事”。并指出，除了现在的特区外，还可以在沿海地区再开放几个点，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便是开发区的由来。

    1984年开始，国务院正式行文，在沿海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等12个城市开辟了14个经济开发区，被人形象地称为“小特区”。

    但到了1992年，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了开发区的含义，以为招商引资就要建开发区，建开发区就是卖土地。于是，这个以前仅限于沿海城市的经济开发区，突然像雨后春笋，在全国遍地开花了。省里办、县里办、乡里办，连一些偏僻山村也挂牌办开发区，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开发区热”。本来是发展经济的一本好经，却被穷急了的许多地方政府念歪了。

    开发区最热的时候，笔者沿319国道从湖南长沙到常德采访，200公里的路段，居然先后亲眼看到近百块开发区的招牌。到处是推土机在推一堆堆黄土，到处是人群在修一条条商业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好不热闹。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

    有个县，一下就搞了4个开发区，21个乡镇也个个都搞了一个开发区。

    有个村，就千把亩地。一日，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受外地开发热潮影响，决定也搞个300多亩面积的开发区。于是，小红旗一插，圈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