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选家特别多，当时的人，以为是极盛了，没想到清代的选家比明代还多，没想到当代的选家比清代还多。且说清人编的文选，有两本声势最赫，一是康熙让徐乾学编的《古文渊鉴》，一是代表桐城派主张的《古文辞类纂》。但流传最广的，既不是官方教材，也不是文豪的选本，而是两个村塾编的《古文观止》。

    吴楚材、吴调侯教书教得高兴，把课业编辑起来，竟成比肩《文选》、《唐诗三百首》的畅销书。命名为观止，但从他们在《自序》里说的话看，二人并没有什么狂妄的念头。实际上，《古文观止》的流行，一大原因是选心的随和，连骈文也选了几篇，不像前后一些选本那么壁垒森严。

    “古文”有多种意思，作为文体的古文，是唐代叫起来的。实际上，就是散文。以前的散文，只是实用的文体，六朝前后发生了文学的自觉性，那第一批为文章而文章的作者，写的是骈体文。骈文虽好，要经过艰苦的练习才写得出，谋生不暇的寒士们，哪有那种从容呢？唐代的古文运动，把写散文升为专门的技艺，文人自此多矣。且有不止于技艺的地方，按韩愈等人的说法，写古文，还有裨于世道人心呢。

    既然古文就是散文，一种茹尔丹先生说了四十多年的、人人都能写一点的东西，为什么唐代有古文运动，宋代也有，明代有前后七子的复古，各自大张旗鼓，好像不如此则散文亡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争夺论坛的领导权。所以古文运动的第一件事是找对手，先前的对手是骈文，后来的对手是时文。然而，有讽刺意味的是，时文，或后来之八股文，正是唐宋古文的衍生品。要将一点点意思敷演成一大篇，中间的技巧，总结起来，就是八股。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著名的《师说》，几乎就是以此为题写成的八股文。

    名文、名言是那种我们无力旁观的事。换个环境比较一下。孔子那句话，有理雅各的英译：

    WhenIwalkalongwithtwoothers，theymayservemeasmyteachers．

    韩愈《师说》里的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罗经国先生的英译是：

    Astudentisnotnecessarilyinferiortohisteacher，nordoseateaecessarilybemorevirtuousandtalehanhisstudent．

    一比，原形就露出来了。韩愈的文章，大抵如此，但以他为代表的（狭义的）古文，修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的学生，当然最好能多读一点老祖宗的文章，但教师应当讲明唐宋古文的长短，该学的是古人的修辞本领，至于逻辑严密，那是古文所短，只能向别处训练。还以《师说》为例，“师”的定义混乱了好几次，在韩愈以为无所谓，今天的学生却不可不察。

    古代的好文章，在史部、子部的多，在集部的少。修养好的文人，写起传记、政论之类，往往非常非常好，同一个人，要“做文章”，写一篇“古文”，公诸同好，传诸后世，就要苦心经营，描眉画眼起来。——文章是应该经营的，可惜古文运动的趣味，和八股实在相去不远。

    二吴选的是古文，但他们没有办法不受时文的影响。《左传》本是事多话少的史书，《古文观止》从《左传》里选了三十多篇文章，算是推崇至极了，选的却几乎都是议论，这便有应试文字的影子在后面了。八股如酒，越醉越要喝，越要声称自己没喝酒。如当今的作文教学，若说骨子里仍是八股，教育部一千个不答应，人民教师一万个不答应，若说不是，那又是什么呢？

    《古文观止》本是初学者很好的读本，它的毛病，是有一点八股气。八股并非一无是处，里边的组织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