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你要做什么？”

    “问一些问题，仅此而已。”

    “什么问题？”

    “关于你的第一任丈夫，哈蒙·克雷恩。”

    她的眼神更冷酷了。要是她不好奇的话，大概会叫我立刻滚蛋。幸运的是她很好奇。她说：“克雷恩先生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

    “是的，太太，我知道。我想找出他自杀的原因。”

    “现在你要我如何相信你的话？”

    “我说的都是事实。”

    “谁是你的客户？”

    “他儿子，迈克尔·克斯卡顿。”

    “儿子？克雷恩先生没有孩子。”

    “有。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们离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一直没有告诉他。他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做父亲了。”

    她思考了一会儿。“为什么克雷恩的儿子过了这么多年才来调查父亲的死因？一开始他为什么不查？”

    我把一切从头到尾向她解释了一遍。一开始她不太相信，但当我把克斯卡顿的地址、电话和其他一些东西告诉她时，她勉强开始相信了。我发现她在挣扎，既想满足好奇心，又不想多谈哈蒙·克雷恩或者他们俩的关系。可能她想隐瞒些什么，可能她只是不想回忆过去。无论如何，她是那种律师口中的“不友善的证人”。要不是我用了些小计谋，她大概什么都不会说，谁都别想从她嘴里得到任何信息。

    我问她：“布朗太太，你知道克雷恩为什么会朝自己开枪吗？”

    “不知道。”她说，紧闭嘴巴。

    “一点儿都不知道？哪怕只是猜测？”

    “不知道。”

    “他自杀前你看到过任何预兆吗？”

    “当然没有。”

    “但就在他自杀前不久，你还见过他。”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警惕地说：“你怎么会那么想？一九四九年我们已经离婚十四年了。”

    “那年九月或者十月，他对一个朋友提到过你要去见他。”

    “哪个朋友？”

    “一个叫罗素·丹瑟尔的作家。”

    “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他记错了。”

    “这么说那时你没见过克雷恩？”

    她又犹豫了一下。“我不记得了。”她生硬地说。

    “一九四九年你住在旧金山吗？”

    “不是的。”

    “在海湾地区？”

    “……伯克利。”

    “做制图师工作？”

    “是的。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工作。”

    “与你现在的丈夫结了婚？”

    “不。伦道夫和我是一九五六年结的婚。”

    “那么当时你一个人住在伯克利？”

    “是的。”

    “你的收入一定很高。”

    “过得去吧。我不认为——”

    “就是说那时你并不穷，”我说，“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一大笔钱——比如说两千美元。”

    她的嘴唇越抿越紧，几乎成了一条线。“那位叫丹瑟尔的人告诉你我想从克雷恩那儿拿钱？”

    “是不是呢，布朗太太？”

    “我不会回答的。”

    “克雷恩死的那个月是不是给了你两千美元？”

    没有回答。她两手绞在一起放在腿上，眼睛盯着我看。

    “为什么他要给你这么一大笔钱，布朗太太？”

    没有回答。

    “是笔借款吗？”

    没有回答。

    “好吧，”我说，“我们不谈钱。只要告诉我：你和克雷恩在托马利湾的小木屋里见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