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

    文献断续残缺，理论和实践配合不紧，美学和哲学由分而合，特有的传统术语难于解译，这些就是我们探讨印度美学时所依据的资料情况。可能由于这些，至今尚未见到有全面的印度美学史。

    在文献和文物还不够全面、民族和语言复杂、历史分期至今未明等情况下，探索几千年的美学思想发展，当然是不容易的。各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背景不明，文献及作者的年代、地区、生平大多茫无资料。因此，对印度文化中的具体历史问题不能像对历史界限明确的西方一样下判断，也不能像对中国一样讲年代、论身世。依据现有的主要原始材料，只能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从公元前一千几百年直到大约公元初《舞论》出现前是第一期，《舞论》到大约11世纪的新护的理论出现前是第二期，11世纪到19世纪是第三期，20世纪是第四期。这和印度哲学史的分期不相同也不矛盾。如果这样分期，我们可以从各期美学思想的特点大致看出其发展的历史道路。

    一般论述往往着重历史发展中的一贯性。例如《舞论》所提出的“情”和“味”，以及诗论的总名“庄严”，都可以远溯到最古的《吠陀》时代。许多后来的修辞格式及说法也见于巫术诗歌的最早结集《阿达婆吠陀》。在《韵光》以后约一千年间，虽有“曲语”等不同说法，但主要论述的还是“情”、“味”、“韵”。20世纪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印度的美学理论家如诗人泰戈尔和他的侄子画家阿巴宁德罗那特·泰戈尔（阿巴宁·泰戈尔，1871—1951）及其他人都仍然坚持传统而加上西方美学的部分理论。若依照这些现代、当代解说，那么印度的美学思想从来就是吠檀多哲学的体系，从主要的几部早期《奥义书》直到两位泰戈尔是“一以贯之”，连佛教的文学和艺术也不出其范围。这当然不会是全面情况，这是奉远古经典为来源又吸收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印度人的说法。

    事实上，历史有发展，前后不相同，并不是始终一贯。

    第一期的特点是艺术品创作大有发展，而美学思想却没有系统化，现存文献中不见有完整理论。传授吠陀经典的学问“六吠陀支”中有一门诗律学，却没有当时的书流传下来。在公元前6世纪各教派哲学兴起时期，文献中也没有一处系统讨论艺术问题。例如佛教讲修行时禁止出家人欣赏乐舞等娱乐并说是要求信徒厌弃肉体，但是在宣传上却大量利用各种艺术手段，连宣传佛陀语录都用诗体，还说唱故事、编戏、发展造型艺术、造塔、雕像。在理论上佛也不是不讲美。他说一切皆苦，并没有说一切皆丑。他依然承认花香等是美（《法句经》），只是强调真正的最高的美是超脱报应和生死的“涅樂”。这虽然是宣传，却也是后来第三期中一个重要美学思想（寂静味）的前驱。这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这表示出家人对美的一种看法。若以为这一时期的文献是祭司、巫师和出家修道的人垄断文化的产物，就认为完全没有美学，这是不确切的。

    在后来的美学理论中，许多思想和术语的萌芽可以远溯到《吠陀》文献。在讨论“梵”的神秘意义时，《鹧鸪氏奥义书》已经提出从第三期直到现在的重要美学思想萌芽：“这是味。得味者欢喜。”尽管原意不一定是像后来的解说那样，但这句哲学语言中的“味”和“喜”不能不是后来美学引作经典渊源的根据。因此我们应当认为这一漫长时期中已有美学思想的萌芽。对于艺术技巧的研究也大有发展；不过这是艺人的传授，同那时的文献一样是口口相传，到《舞论》进行总结时，以前的传授本子就会而为一了。语法学的情况是个例证。集大成的《波你尼经》出来后，以前的语法书都失传了。其他专门文献也是这样。只有分了派别的，各传各的，才保存了一部分不同韵书。中国先秦传经也有类似情况。这样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