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见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教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里，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长时间的暂停。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等你，唔……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打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开放多了。事实上，我这通电话让他好像如释重负，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俊瘦，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里，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应该会雇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礼拜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挠挠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我不想看见那个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到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上去几寸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看着我。

    “那家伙犯下一桩可怖的血案，活活把一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按理说为人出面时不该想到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作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前，重又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抓住了他。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论，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这案子会转给别人，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那个礼拜五下午你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围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妻子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经过那栋建筑。可怕的地方。”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