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分局在西区十街。我到那儿时，艾迪·凯勒正在他的办公室审阅报告。他看到我一点也不吃惊。他把文件推到一旁，朝桌边一张椅子点了点头。我一屁股坐下，伸手跟他握了握。两张十块和一张五块的钞票从我手上转到他手上。

    “我看你得添顶帽子。”我告诉他。

    “这话不假。帽子再多，我也觉得永远少了一顶。你看汉尼福德怎么样？”

    “可怜的家伙。”

    “是啊，也只能这么说。事情发生太快，他只有张着嘴巴傻在那里。击垮他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时间因素。如果我们逮凶手花个十天半个月、一个月的，或者说开庭审讯，拖个一年左右。那样一来他就好过多了，他可以有机会跟着案情发展慢慢适应。但照现在这样子，砰一下，事情接二连三赶着来，他连女儿死掉都不知道我们就已经拿住凶手，等他好不容易他妈的回过神，坐飞机赶来，男孩已经吊死了。汉尼福德适应不了，因为他时间不够。”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所以我想到该找个老伙计，让他趁机捞一笔。”

    “是啊，为什么不呢？”

    他从烟灰缸里拿出一支熄灭的雪茄重新点上。换支新的抽，他绝对负担得起。第六分局炙手可热，而他的职位又有不少油水可捞。他大可三言两语打发了汉尼福德，犯不着为了抽二十五块蝇头小利引荐给我。积习难改。

    “拿本便条纸，到现场附近散个步，找人问问话。花几个小时就可以收了。到时候报上一个礼拜的工作量，狠狠敲他个一天一百块，花费另算。全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差事。”

    我说：“我想瞧瞧这案子的档案。”

    “干嘛多此一举？你啥也找不到的，马修。案子还没开审就已经结案了。我们连那狗娘养的干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已经把他上了铐。”

    “只是例行公事。”

    他眯了眯眼睛。我们年龄差不多，但我比他要早进入警界，他还在警校受训时，我就已经做了退休打算。凯勒现在看起来老了很多，下巴松垮垮的，长期的办公桌生涯坐得他臀部全是赘肉。他眼里有些东西是我不喜欢。

    “浪费时间，马修。何必自找麻烦？”

    “就当这是我的办案方式好了。”

    “档案不对外人公开，这点你该清楚。”

    我说：“让我看看，就再给你添顶帽子。另外我也想跟抓住犯人的警官谈谈。”

    “这个我可以帮你问问，安排碰面。不过答不答应在他。”

    “当然。”

    二十分钟后，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钱包里少了二十五块，我面前的桌上多了个牛皮档案袋。钱花得有点冤枉，纸夹没多提供什么新的资料。

    巡警刘易斯·潘科夫，抓住罪犯的警官，写了一份报告。我有一阵子没读这种东西，它让我重温旧梦：从“例行的徒步巡逻任务，目标往西的方向行进”一直到“在此时刻，肇事罪犯被移往男囚狱责行监禁。”他的警察术语真特别。

    潘科夫的报告我读了两遍，记了些笔记。报告如果用白话来说，其实还算是挺清楚的事实陈述。四点过十八分，他在银行街往西走。他听到一阵嘈杂，没多久便碰到一些人告诉他说，贝顿街有个浑身是血的疯子在那儿手舞足蹈。潘科夫立刻跑过街角到贝顿街，发现“被举报的刑事犯人，其后查证出是贝顿街一九四号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他衣衫不整，浑身看似血液之物，嘴里高喊猥亵之语，并对路人展露他的私处。”

    潘科夫头脑清醒地把他上铐，好不容易才问出他的住处。他领着嫌犯上了两层楼梯，进入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同住的公寓。他在那儿看到温迪·汉尼福德，“显然已经身亡，身无蔽体之物，戳刺致死，显然是利器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