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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

    更奇妙的是,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这位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另有一位名叫邹永成的革命者,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极为绝望,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诗云:“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民国初年的奇女子沈佩贞,最初是追求革命的,但在同盟会及革命党失势之后便投靠了北洋系的当权人物,她先傍上了步军统领江朝宗并认其为“义父”,随后又认当时炙手可热的“御干儿”段芝贵为“叔父”,为帝制运动相奔走。沈佩贞女士性情豪放,这“父女”、“叔侄”间的关系嘛,自然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借着这两位大佬的引见,沈佩贞后来竟自称是“总统门生”,摇身一变成为鼓吹帝制的女界先锋。

    上海有一《神州报》,办报人汪彭年因选举众议院议员而留滞北京,不得已而在京遥相指挥报务。由于沈佩贞女士的作风一向豪放,后来她在醒春居行酒令的艳事便被《神州报》添油加醋地连刊三日,其丑态尽现无遗,舆论界一片哗然,争相登载,一时引为笑谈。沈佩贞得知后大怒,随即要求汪彭年请酒登报认罪,汪彭年非但不听,反而继续在报上揭其阴私,甚至把江朝宗、段芝贵等要人也牵扯了进去。沈佩贞也不是吃素的,她随后亲率“女志士”刘四奶奶、朱三小姐等二十余人,再加上江朝宗派来的卫士,诸多人等一起前往汪彭年的住所施威。

    汪彭年提前得到了消息躲避在外,等沈佩贞等人到了后,“女志士”们一拥而上,把汪家厅堂上的瓶瓶罐罐一律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捶桌大骂,非要把汪彭年等来与之算账不可。这时,时任参政院参政的江西籍议员郭同正好借住在汪彭年家的书房,他见沈佩贞一帮人在汪家撒野,于是出来与这些人理论。沈佩贞正愁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于是又率领女豪杰们冲进郭同所住的书房,捣了个满地狼藉。

    郭同大怒之下,对这些人破口大骂,但郭同只是文人一个,哪里敌得过众多女豪杰的粉拳。只见这帮人蜂拥而上,有扯住郭同头发的,有揪住郭的耳朵甚至鼻子的,还有扭着郭同的手、抱着郭同腿的,众女豪杰一起用力举起,大呼“滚去”,郭同便被丢进了院子的丹墀之中,连裤腰带也被挣断。

    这时,汪彭年的朋友、曾在议会中乱扔墨水盒的议员刘某正好路过,他见沈佩贞等人在此胡闹,便拉住沈佩贞问:“你们这些人,也不注意点影响,为了啥事在这演王妈妈骂街的丑戏啊?”沈佩贞说:“你是个正经人,我告诉你,汪彭年在《神州报》登载我等在醒春居行酒令事,对我们故意造谣丑化,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名誉。”刘某问:“那你们打郭同干啥?”酒令参与者刘四奶奶挤过来说:“汪彭年躲了,郭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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