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民国初年，一些新生的流派或主义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封为“科学、民主、革命”的代表，然后动辄给反对派及不同意见者扣上“迷信、保守、反动”的大帽子，以为这样就代表了进步的潮流，实际上这种事前假定的正确和不容讨论的专横，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甚至反动倒退的效果。汪精卫的最后一句话，指斥的就是这种不理性的现象，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具体科学的讨论而上升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的层面了。

    但几年以后，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突然判若两人，而其态度的转变可能与褚民谊有关。褚民谊是汪精卫最得力的亲信，其老婆也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人。据传，此女相貌丑陋，仪态庸俗，当时只是陈璧君的一个丫头，不知为何会跟褚民谊搞上。有人说，褚民谊因经常出入汪公馆，自己行为不检点而搞大人家的肚子，最后在陈璧君的逼迫之下才不得不结婚。褚民谊本人有才华而且很会玩，但他从来不带老婆出席正式场合……实事求是地说，褚民谊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点吃亏，但其慑于汪、陈的势力，也只好忍气吞声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在废止中医药的消息传开后，就像一颗火星溅到了油锅中，顿时医界鼎沸，社会震动，舆论一片哗然。令西医派没有想到的是，中医界的反应极为迅速有力。在上海著名中医丁仲英、谢利恒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医张赞臣、陈存仁利用他们开办的《医界春秋》杂志及《康健报》发行网络，向中医界发出召开全国联合抗议大会的呼吁，并很快得到各地中医组织的积极回应。半个月后，全国各地的中医代表281人聚集上海，并于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抗争大会。当天，全上海的三千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中医学校及药业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各地代表群情激奋，有的甚至是声泪俱下，因为北洋时期的中西医争论还仅限于打嘴仗，但这次却要来真格的，一旦提案通过，那中医、中药产业及其相关从业者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尽管余云岫试图用“废医存药”的策略来分化中医和中药，但中药界很快识破了其伎俩，如当时上海中医学会的成员陆士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医国药之关系，有若唇齿，国医今日亡，国药即今日亡”，如果禁止中医的话，谁还会光顾全国数十万家中药店呢？西医能够开中药处方吗？

    中医抗争大会非但得到了中药业界的全力支持，其他的商会组织如上海总商会、全国商业联合会、国货维持会等也都表示支持。当时的舆论对此也极为关注，中西医界各派出文笔甚佳的代表在报纸上大打笔仗，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使得争论陷入了白热化。

    在争论最高潮的时候，褚民谊甚至亲自出马，写下长文为“废止中医”政策辩护，而《申报》编辑在接到这位中央委员的文章后（必须头版刊登），考虑到中医的弱势地位，事前将文章透露给上海中医界的笔杆子陈存仁，让他也在当天写下文章进行反驳，结果两篇文章同时刊登，互打擂台。一个年轻的医生发表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章，这在当时是极为轰动的。

    共同的威胁使得一向单打独斗的中医界和中药界团结起来，并创立了统一的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3月20日，在抗争大会闭幕后，联合会决议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并推出5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由此走出了抗争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