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新闻杂志介绍旧医。另外，上海西医余云岫还另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请命令废止中医学校”的提案。由此，民国史上的“废止中医案”风波被骤然引爆，并进而导致中西医界混战近十年之久。

    从《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来看，卫生部实质上是要通过限制中医登记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来达到中医快速消亡的目的。因为如此一来，年长的中医老死后，中医界自然后继无人，那中医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西医派在提案中玩弄了两个小技巧，其一是将中医说成“旧医”，因为中医之前自称自己是“国医”，而“西医”的用词本身就有外来的意思在内。为了提高西医的认知度，西医派将自己称为“新医”，而将中医称之为“旧医”，以新去旧，正好符合了当时人的思维逻辑。其二是将中医和中药分开，其宣称只反对中医而不排斥中药，以尽可能地减轻阻力。

    西医派以“中医不科学”为名禁止中医办学，这一招也是辣手的。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曾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将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中医药界人士的抗议而未能实行。这一次西医派重提此案，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充当“反中医”急先锋的是曾留学日本的上海西医余云岫，他也是当时上海医师公会（西医）的首任会长，废止中医的提案基本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余云岫一向视中医为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去之而后快，提案中“废医存药”的设想，便是他首创的。

    西医派后面有个大靠山，那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褚民谊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是党内相对资深的“元老”，他曾经留学法国并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行过医，因为其博士论文主要是关于兔阴具有阴阳两性的发现和论述（兔子雌雄难辨的现象分析），与真正的医术还相差很远。

    褚民谊在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演讲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有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定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了革命大业。”

    褚民谊的话颇多不通之处。首先，革命并不是社会进步的目标，甚至不是唯一的手段，以革命的名义去推动医学进步，这非但是一相情愿，而且是一种不计后果的伪科学方式；其次，日本之所以能够强大，主要原因是将国家最优质的资源优先发展军事和军工，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打造一个地区军事强国，这与维新无关，与废止汉医汉药更是毫无关系。

    事实上，日本非但没有废止汉医汉药，还利用庚子赔款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其中就有专门研究中医中药的部门，譬如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就曾在民国及其日伪时期做过这个研究所的委员（该研究所比731部队更早地使用中国人做人体实验）。有意思的是，余本人虽然留学日本，但其习医是在30岁之后的事情，之间还因为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而被打断，直到38岁才完成学业，其求学过程难免有“半路出家”之讥。有意思的是，余云岫虽然一心一意反中医，但其所出的著作却都是在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基础上所撰述的，其对西医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进步的论述。

    更吊诡的是，那些反中医态度甚坚的知名人士，如汪精卫、褚民谊等，最后都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做了大汉奸。孙中山病危之时，汪精卫一度转而支持中医疗法，这遭到了孙中山的主治西医汤尔和的强烈反对并在北京《晨报》上发文指责，汪精卫随即作《答汤尔和先生》一文，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凡是有科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