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写字一般在清晨，一天写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求字的人找到他，不论是政坛显要还是后学僚属，甚至贩夫走卒，于右任当即展开白纸，一挥而就，不取一文，十年如一日。

    于右任为人作书，态度认真，用语颇为讲究贴切。如为张大千所题：“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所题：“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屏条，数量大概在一二千之数。尽管为人作书无数，但于右任偶尔也会拒绝他人索字，如宋子文有一次买了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时，便遭到回绝。

    成名后的于右任，又身居国民党高官，书法也变得值钱，有一些落魄文人便开始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于右任知道了并不追究，还特别关照下属“不要为难他们”。去台后，台北和平东路街头有一商店招牌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也不恼，只让店家摘下并为他重题了一副。店家过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却飘然而去。

    有意思的是，这位没钱的监察院院长，在1948年的时候竟然也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当时的选举烧钱得厉害，其他的候选人如孙科、李宗仁、程潜等，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有的还提供汽车或者宾馆给代表们享用，于右任却什么也没有。当时李宗仁、程潜在中央饭店、孙科在福昌饭店大宴宾客，开流水席招待各省代表；于右任没有钱去请客，只好在国民大会堂前摆上一张八仙桌，有人来求字，就当场挥毫写上一幅。有人开玩笑说：“于院长，人家几十桌、上百桌的开席，你这一张桌子打算请几个人？”于右任手抚长髯，微笑道：“谁投我一票，我给谁写上一副对联！”

    竞选期间，虽然有不少支持者前来排队求字，数天便写了上千张，但仅凭这个，选举肯定是无望的。在投票前夕，形势紧迫，于右任总算请了几桌客，席间还无奈地道出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

    毫无疑问，纸弹终究是敌不过银弹的，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轮即遭淘汰。事后，老友冯自由痛心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个人声望和笔墨来竞选，怎么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竞选不成，于右任只好再去做他那无职无权的监察院院长了。

    做了大半辈子官的于右任，到晚年后仍旧在闹穷。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在听说一天的住院费要自己月俸的五分之一后，就跟副官小方吵着要回家，实际上他是没钱住院。好在这时蒋经国前来探望，这才被安排住进了荣民医院。另有一次，于右任的牙疼发作，别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在听说拔一颗牙就要300台币后，于右任只得苦笑着摇头说，太贵了！

    一生都在“闹穷”的于右任对自己的部属亲友却并不苛待，总是尽可能地加以济助。在监察院期间，院长原本是有一笔“特支费”的，但于右任只拿月俸，其他一概不取。每到月底的时候，他常会问秘书长：“这个月我的特支费还有多少？”在听说“特支费”还有剩余时，他便要请同仁和公务上的朋友到馆子里去吃一顿，而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由此可见，于右任的“穷”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在于他那种“一介不取、视钱财如粪土”的卓然独立之精神。

    于右任晚年的时候，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老人家也浑然不觉。某年冬日，蒋介石前来看望于右任，见于老家里烧着炭盆，于是建议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说电炉用电太贵，不想换，蒋介石便特批于老家里的电费今后由“总统府”特支。此事被某记者得知后，前来采访并想将之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