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回陕西组织靖国军响应“护法战争”，坚持经年，极为不易。在孙中山提出“联俄”政策后，于右任曾前往苏俄参观学习。在1926年的五原誓师中，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向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授旗并出任副总司令。北伐胜利后，于右任历任国府委员、审计院院长等职。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这一职务是其后半生最主要的官职，一直到他去世。

    按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设计，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同级并列，监察院主要负有监察、弹劾、纠举等职责，作为革命元老的于右任也确有“打老虎”的宏愿，但在蒋介石的强势统治下，于右任的监察院连像样点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想打真老虎，又谈何容易。当时某报便刊有这样一幅漫画：“于公手持蝇拍打苍蝇”，这当然是意在讽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抗战期间，中央银行的某秘书找到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向他反映银行内部的贪赃弊案，于右任随即下令追查。在审核后发现，银行内的数笔钱款被孔祥熙挪用私吞，经手人员也由此中饱私囊。但在弹劾案的消息发出后，蒋介石便下令收回所有新闻稿，唯有《益世报》仍在次日将消息刊出，结果受到扣发当天报纸并停刊一月的处分。于右任得知后，气得大骂：“敌凌于外，自毁于内，竖子安可共事耶！”此话传到权贵们的耳中后，这些人恨得牙直痒痒，但慑于于右任的威望而不敢对他公开下手，但在背地里，这些人却搞起了下流的手段。事后，有人突然称奉命送汽油两桶到监察院，并称于院长将要远行云云。于右任闻报后拍桌怒斥：“竖子欺我，竖子欺我！”为此，于右任还一度愤而辞去监察院长一职，在成都赋闲了一段时期。

    于右任早年生活动荡，后来虽然做上了监察院院长，但其一生却是两袖清风，甚至可以用“清贫”二字来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说，于右任有一次患伤寒，无钱付诊费，只好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相赠。他曾对陈存仁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在民国政要中，于右任的作风可谓是特行独立、异于众人，他一生布衣粗食，不爱钱，不贪财，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脚下踏的是一双老布鞋，连袜子都是土制的。这些布衣布鞋，还都是他夫人亲手缝制的。毫不夸张地说，于右任的官虽然做得大，书法堪称一流，但几乎是一辈子都在闹穷。

    于右任写得一笔好书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南郑”指郑孝胥）。早年的时候，于右任擅行楷并将篆、隶、草法融为一体，独辟蹊径；中年后，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最终自成一家。1932年，于右任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以推广普及草体书法。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与胡汉民、吴稚晖、谭延闿并称为“书法四珍”：即于右任的草书、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和谭延闿的楷书。后来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据说也是于右任的亲传弟子。

    于右任被书界誉为“旷代草圣”，但他写书法不图名利，而是作为一种运动、一种乐趣，其每日临帖不辍，视为终身嗜好。“二次革命”后的数年间，是于右任最困难的时期，他曾定过一张鬻字的润例，但由于当时名气还不够大，所以来求书的人并不多，一个月不过卖个三五张，后来就干脆取消润格，只要有人喜欢，即索即写，分文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