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军”，这也是蒋介石亲手打造的第一支队伍，后来的军队扩张均以此为基础。这支部队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或官员，即“黄埔系”之摇篮也。

    在此期间，苏联的援助至为重要。在第一批军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苏方又于1925年后运来第二批军械，价值56万卢布。1926年运来四批军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来福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为苏联造来福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条，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为来福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通讯器材等。

    苏联援助的这些军械及器材，蒋介石拿到了大头，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给其他部队，如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曾领到过1000支步枪和少量通讯器材。不过，苏联在北伐前后不仅给广东革命军提供过军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过至少同等数量的武器援助。除了军事援助之外，苏联还为广东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中光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可能就达到200万卢布之多，这也是黄埔军校每一期的学员从几百迅速扩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

    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地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1925年2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际，企图向广州反扑。广州革命政府得讯后当机立断，决定以黄埔军校“校军”为右路、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为左路，向陈炯明势力所控制的东江地区（今惠州以东至汕头一带）发起进攻，时称“第一次东征”。当时的黄埔军校“校军”虽只有两个教导团，兵力也不多，但其骨干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因而战斗力特强，成为东征军的绝对主力。

    东征军兵至常平时，蒋介石作《常平站感吟》一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鸣鹤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到长空涕泪横。”此次东征是蒋介石及黄埔军校学员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容不得半点的犹豫与闪失。在淡水一仗，黄埔教导第2团第1连连长孙良因抵挡不往而擅自退却，蒋介石下令当场处决；而担任主攻的教导2团1营营长沈应时作战英勇，负伤不下火线，蒋介石立即提拔其为第2团团长。在子弟兵的奋勇作战下，右路军在淡水之役中大获全胜，降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但就在右路军一路凯歌之时，左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非但懈于作战，还暗中与陈炯明部相勾结，致使东征右路军陷于险境。3月中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右路军与陈炯明部将林虎部在棉湖、鲤湖一带激战，当时何应钦的教导1团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几不能支（蒋介石与廖仲恺亦被围）。在苦撑一天后，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