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第三任夫人陈洁如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4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如同老手。”

    读者读到这段的最后一句时，恐怕都会捧腹大笑，喷饭满案，因为稍有炒股经验的朋友都知道，炒股得“卖高买低”才能赚钱，哪里会有“买高卖低”的老手呢？

    多年前，《陈洁如回忆录》出版的时候颇引起过轰动，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透露了当年蒋介石的一些私密往事，同时也由于台湾蒋家为了阻止这部书出版而费尽心机，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反使得这部书更加神秘。不过，这本所谓的回忆录出版后，猎奇者或许得到了满足，然史学家则对此评价大抵不高，因为这本书虽说是在陈洁如的日记、回忆和口述基础上完成的，但实际作者并非陈洁如而是她的合作者李荫生兄弟。可惜的是，写作者对这段历史并无深入的研究却喜欢添油加醋、肆意发挥，因而其中出现了大量的纰漏，除了陈洁如与蒋介石之间的交往颇为可信外，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颇低，譬如关于蒋介石炒股这段。

    真正的事实是，直到1920年8月下旬，也就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一个半月后，蒋介石才亲自到交易所去参观了一次。回去的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交易所内污浊的空气和嘈杂的人声，令他感到头晕脑涨，不禁产生了经纪人难当的感叹。从各种记载上来看，蒋介石从来没有亲自操作过股票交易这等小事，不过他是股东倒是不假。

    股票是西方的舶来品，早在清末就已出现，但股票交易所则是民国后的事。大概在1916年底，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决定在上海办理交易所，同时也为革命筹集经费。孙中山最初选择的合作对象为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子也是他的老朋友三上丰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和筹备后，中方由戴季陶出面与日方签订了一个草约，其中规定交易所的总资本为500万银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其所得的红利，日方得八成，中方创立人得两成。作为附加条件，交易所须聘用日方精通业务的人员作为顾问，以协商处理交易所事务。草案议定后，当时在上面签字的有孙文、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人。

    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上海交易所的申请正式提交北京政府（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时期），一个月后，北京政府先批准了证券交易业务，但花纱、金银、布匹等其他六项物品交易则因实业家张謇反对而要等江苏省长查复后再行核准。正当交易所筹办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之时，北京突发“张勋复辟”，引发市面混乱，而孙中山随后南下“护法”，交易所筹办工作只得暂时停顿了下来。

    政局变幻，日方见合作无望，随后于次年3月在上海租界的三马路（今汉口路）自行设立了取引所（即交易所），并企图垄断上海的证券、棉纱等市场。因日本人的经济逼迫，上海工商业界在虞洽卿的积极活动下，再次向北洋政府提出开办交易所的申请。这一次，不少上海工商业巨子如温宗尧、闻汉章、李云书等人也纷纷加入，而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人则秘密组织了协进社，从中推动。

    在经过一番争吵与磨难之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最终于1920年2月1日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创立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