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章宗祥和中江丑吉除外）。

    “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是当年“五四”的最高潮，很多人以为火烧赵家楼只是学生们的义愤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参与的学生回忆，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而已。

    放火的人是谁呢？据现场目击的学生回忆，此人乃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学生匡互生。当学生们正在到处寻找曹汝霖的时候，匡互生取出预先备好的火柴，准备放火。这时，另一名游行的负责人段锡朋慌忙阻止，说：“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另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看见两位穿长衫的学生，从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他们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点燃，霎时浓烟冒起。这位目击者名叫肖劳，他当时就跟在两位长衫学生的后面亲眼目睹，也认得这两位就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这两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除了匡互生外，还有一个名叫周予同。在“五四”游行前，他们甚至打算去弄一把手枪干掉曹汝霖，可惜没有成功。在五月三日的夜里，匡互生等人秘密召集工学会的十几名会员，并决定带铁器、小罐子煤油和火柴前去，预备毁物放火。匡互生和周予同几个人还写下遗书，准备牺牲。后来周予同回忆说，对于他们的秘密行动，游行的总指挥傅斯年和段锡朋一点都不知情。事实上，打开大门的也是匡互生这些人，他们是打破曹宅围墙上的窗洞后进去的。

    或许有人要问，学生们为何如此痛恨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三人？他们又究竟干了什么？这事说来话长。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打死，德国随后派出远东舰队直奔山东半岛，并强迫清廷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了租借胶州湾99年、胶济铁路的铺设权及其铁道沿线30里内的矿产开发权等项权利，山东由此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一举夺下由德国人经营了近20年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俨然以新主人自居。在洪宪帝制前，日本突然抛出“二十一条”，并以决裂的姿态逼迫袁世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而当时参与对日谈判的，正是曹汝霖、章宗祥等人。除袁世凯应负主要责任之外，这些外交人员亦可谓是“五七国耻”的制造者。

    但直接引发这场狂飙的不是“二十一条”谈判，而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彻底失败。当时日本代表抛出“西原借款”中“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北京政府代表章宗祥的回复，其中便有“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之语。

    历史的真相往往就在于细节的推敲，这个“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换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又有什么建议？章代表为什么会“欣然同意”？

    济顺高徐铁路是胶济铁路的支路，当年德国人强租了胶州湾后，便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新兴城市（青岛）并修建了一条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胶济铁路）。胶济铁路是德国人投资修建不假，但整个铁路的路权及其沿线的矿产开发权等也被德国人攫取，这种投资是带有特权的。日本人把德国人打跑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之前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实际上是归于无效，而日本想继承德国权益的话须重新签订条约，否则无直接的法理依据（即便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胁迫中国承认日本继承了德国的所有权益，但中日之间仍无条约可以证明）。

    所以，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小圈套，这便是“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是向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