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就曾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正好现在尚未公开，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这话后来传到了黎元洪耳中，黎元洪由此对张振武深怀戒心，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张振武对黎元洪颇为轻视，他甚至当众呵斥黎元洪说：“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张振武的跋扈也不亚于孙武，他在革命之后组织了一支卫队，配一色短枪，张振武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汉阳之战后，张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购买枪支、弹药与服装，期间便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发生了冲突。据黎元洪给张振武的复电，说他所购的枪支大多为废枪，不能使用，之后要购买枪炮子弹的话，必须运到湖北试验后才能付款，意思是指责张振武虚靡公款。张振武一怒之下，竟然将在上海待运的枪械分出一半给烟台革命军，其中的款项明细又未交代，其桀骜不驯令黎元洪愤恨，但又无可奈何。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到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

    在张振武的一再要求下，袁世凯只好又封他为蒙古屯垦使加以敷衍。张振武当时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也确实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于是他接受委任后，极诚恳地向袁世凯申请经费以开办专门机构。袁世凯这时哪里有钱，也就没有理会。张振武一怒之下便擅自回了武昌，并利用自己之前的势力公开设立屯垦事务所，还打算募集一镇精兵前往蒙古。为此，张振武向黎元洪提出每月拨给经费1000元，作为开办费。

    黎元洪见张振武去而复返，本就十二分的不乐意，他见张振武又重新聚集他的旧势力，更是感到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心除掉张振武。由于当时张振武与孙武也发生了矛盾，袁世凯特意派出湖北籍的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回武昌进行调解。在各方努力下，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都在表面上恢复了和气，而袁世凯趁热打铁，再次发来电报邀请张振武赴京。

    8月初，张振武和亲信将校团团长方维等30多人随同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一起前往北京，由此走上了不归路。在临行之前，黎元洪还特意赠给张振武4000大洋作为旅费，双方和好如初，相谈甚欢，但一个阴谋却就此展开了。

    在张振武抵达北京后，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一封密电，其中称：“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