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身为湖北新军协统的黎元洪本应成为革命者的刀下之鬼，但最终反被推为大都督，其中缘由虽说是权宜之计，但后果却是那些革命者所没有料想的。

    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个旧军官而决非革命者，对于造反这种勾当始终是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的；而那些起事的革命者对这位逼出来的都督也无好感，只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要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譬如民国初年的张振武一案，便是这种情绪的产物。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贵为副总统兼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首义“三武”。共进会和文学社是推动武昌起义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起义之前双方通力合作，但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各地局势稳定后，革命党内部也就开始罅隙丛生了。

    首先是孙武，他原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只因起义前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而烧伤了面部，结果没来得及参加起义。但孙武的资格是非常老的，其早年曾入武昌武备学堂、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又分别加入了日知会、共进会、同盟会，并在起义前被共进会和文学社推为军政部长。武昌起义成功后，孙武担任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部长，手握兵权，就连黎元洪也要忌惮他几分。

    但是，孙武的个人权欲极强，他上位之后，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人，就连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是形同水火。对于这点，黎元洪看在眼里，不免要巧妙地利用一下，如在汉阳失守后，黄兴离开武汉，战时总司令本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与蒋有矛盾，他不愿意让蒋翊武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战时总司令改由谭人凤出任。

    孙武的专横跋扈引起了一场风潮，即“群英会”事件。群英会是共进会的一个分支，在武昌首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首领叫黄申芗，他在起义爆发后担任了革命军第十四标的标统，后来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近卫军协统。黄申芗去军务部向孙武“谢委”的时候，孙武大大咧咧地坐着，双足俱跣，昂然不动，傲气逼人。黄申芗见此状，极为愤慨，心想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医院里躺着治病，如今倒在弟兄们面前充大，什么玩意？！

    孙武见黄申芗来后，便远远地问道：“委札接到没有啊？”黄申芗忍住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哼了一声，说：“协统不小啊，你要好生地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随后跟群英会的人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1912年2月27日晚，在黄申芗等人策动下，一些对孙武不满的军人带领手下士兵们冲出营房，向军政部和孙武家扑去。一路上，暴动士兵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等口号，并且不断鸣枪示警。孙武事前有所察觉，事发后逃到了汉口，而他的家小全部被扣押。由于参与暴动的人动机不一，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兵变，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结果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张廷辅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射杀。

    事变后，孙武不得不发表声明，宣布辞职，而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均被解除职务而改任有名无实的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

    张振武的年龄比孙武、蒋翊武还要大些，他曾在1905年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同样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