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巧妙地把戈尔巴乔夫踢过来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球”又踢了回去。

    １９８６年的９月２日是一个好天气。真可谓秋高气爽。

    这天上午１０点钟，邓小平特意换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体大方，脚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位于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邓小平从北戴河海边度假刚刚回来，黝黑的脸庞发着亮光，两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状态就特别好。

    早早在此等候的华莱士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握了握手，两人就一起走向座位。一边走，华莱士一边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你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邓小平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说着，两人微笑着面对面坐了下来。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和蔼地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华莱士一边说，一边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

    邓小平递给他一支，微笑着说：“我这个是他们为了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

    “噢，过滤嘴比香烟还长。”华莱士接过烟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说。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小时对您是有趣的。”６８岁的华莱士，说起话来仍然是典型的西方风格。

    “我这个人讲话比较随便。因为我讲的都是我愿意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在我们国内提倡少讲空话。”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质朴，又平易近人。

    “您有没有接受过一对一的电视采访？”华莱士又问。

    邓小平说：“电视记者还没有，与外国记者谈得比较长的是意大利的法拉奇。”

    华莱士马上说：“我读了那篇谈话，感到非常有趣。法拉奇问了您不少很难答的问题。”

    邓小平稍稍停顿了一下说：“她考了我。我不知道她给我打了多少分。她是一个很不容易对付的人。基辛格告诉我，他被她剋了一顿。”

    “是的。我采访过法拉奇，但我也问了一些她很难答的问题。”华莱士的话除了有一丝同行相轻的自信之外，是否也在暗示邓小平，他的采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呢？

    采访就在这样亲切的娓娓交谈之中展开了。

    华莱士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８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在中苏关系上，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意依照中国的意见谈判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１９８９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６个团８０００人的兵力；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等等。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这个讲话在世界引起了一些震动，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中国，看一看中国领导人是一个什么回应。其实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就是想把中苏关系的这个“球”踢给中国，以解脱其在国际和外交上的被动。邓小平冷静观察之后，中国方面简单明了地就此事作了一个评价式的反应———“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显然，这次华莱士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希望邓小平代表中国做出一个正式答复。他问邓小平：“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