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样子，华莱士的提问确实是经过观察思考和研究的。

    处变不惊的邓小平，一边抽烟一边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邓小平确实是政治高手。他绝没有那种政客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他始终是冷静的、清醒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

    华莱士接着问道：“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突然转开话题，问道：“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华莱士将话题一转移，一下子急坏了在电视监视器前“督战”的节目制作人。他站起来，皱起了眉头，认为华莱士应该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但又不好中断采访，只能看华莱士的发挥了。

    邓小平说：“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１００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所以，就您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华莱士说。

    邓小平进一步说：“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就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华莱士又问道：“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邓小平的回答非常直率而又深刻。

    就在这个时候，正好摄像机内的录相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片刻休息时间里，节目制作人就赶紧对华莱士提出要继续关注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态度。

    换好录像带之后，采访继续进行。

    华莱士就马上问道：“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历史的必然中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起着意料不到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次录像带调换和节目制作人的提醒，才有了这次采访最为精彩的段落。

    邓小平平静地说：“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邓小平还说：“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