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两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三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两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时，还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布什说：“你这位主任在北京处境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什说：“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处主任。”

    毛泽东说：“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毛泽东说到这儿，还提高了声调，并用手拍打着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觉。”

    然而一星期后，白宫来电，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在等着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一天是１１月１日。布什骑着他和夫人买的中国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刚刚打完网球回来，还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来家里看彩色电视。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白宫的基辛格发来的调令已经摆在了办公桌上：

    致布什主任：

    总统计划在１１月３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晚上７点半宣布几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其中，比尔·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要求你同意他提名你担任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这一决定。

    总统认为对你的这一任命将对国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接受。你一直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同总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