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时五十三分，电话响了。藤慧这几天失眠，心神不定。唉，如果他在身边就好了。马上拎起听筒。那头问：“睡了？”

    “没。等你回话。”

    “不要等了——”

    “你大声点。病了吗？声音好含糊，没神没气的。”

    “唔。感冒。”

    “说‘不要等’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能答你。刮风了，小心门户——”

    此时门铃响了。

    “等一等。”甄慧来不及穿上拖鞋，赤足跳到大门。以为是他故意给她惊喜。从防盗眼一瞧，怔住，是好朋友夜访。衣衫也是湿了。寒风透人。

    “咦，乐乐是你呀？”

    便向电话道：“有人来了，待会再谈。我打电话给你。”

    那头显然已听到她招呼来客。急了：“听我说，不要——”

    但甄慧忙按掣收线。因她见潘乐乐的情状，什么也不必问。她脸青鼻肿，眼角还一片淤黑。手脚有些血痕。雨很大，湿得黏肉的白衣把她的苦难彰显得更瞩目。

    藤慧知道她被打了。

    “他又打你了。”

    潘乐乐的脖子上有捏过的指印，夹杂红、绿、黑三种颜色。她平静地、缓缓地进来。

    “程鲁也太过分了！”甄慧让她躺好在沙发上，“只有你才忍他。”

    又道：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你身边的朋友也看不顺眼，不肯帮你了，真不争气。”

    “幸好我有你。”她苦笑，“我来问你借只鸡蛋。”

    潘乐乐抹头发擦药酒的当儿，那只鸡蛋也煮熟了。甄慧剥了壳，正要用一块手絹包裹，潘乐乐说：“慢着——”

    把银指环用力“拔”下来，似乎指头也浮肿了。她破开了鸡蛋，将指环塞进去，再捏好。蛋白有道看不分明的裂痕。

    甄慧包了鸡蛋，在她眼角的游伤部分，滚来滚去，轻轻按摩。眼睛敏感不能搽药酒，只得用这古老的方法散淤。

    “烫吗？”

    “不烫。”她说，“我自己来。用力点，可以快点好——我希望早日恢复原貌。太难看了，人家会笑的。”

    潘乐乐强调：“我怕陌生人问我。”

    “你要出门吗？”

    她没答。

    甄慧趁这空当，回房给男朋友打个电话。看来这个晚上也得报销。

    但铃响了十多下，没人接。奇怪，刚才明明是他自由而放心地打过来，而且又下着大雨，他会到哪儿去呢？

    再打一次。足足二十多下，仍是没人接。厅中的潘乐乐忽然扬声喊她。她带着疑团出去。不能丢下这不速之客。

    “这回真的完了，我再也不回去。永远不会跟他一起的了！”她问，“你认为我这样做对吗？”

    甄慧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俩是在同一天认识程鲁的——正确而言，是同一秒钟。

    五年前，她俩还是设计系的同学。那天，来了一位客席的艺术家，他代油画课一个月。程鲁是山东潍坊人，八十年代初移居香港。他有才华，没什么名利。穿黑衣。

    “我不算很‘老’，”他木然地介绍自己，“我的名字‘鲁’，是山东的意思——你们知道潍坊吗？它是一个大发达的、你们瞧不上眼的小城市，却是著名的‘风筝城’。每年四月一日，我们举行风筝节。”

    他冷冷地教大家欣赏风筝：金鱼、蝴蝶、兀鹰、螃蟹、肥和瘦的沙燕……最长的蜈蚣，像天空中一串项链，最小的，是手心一只青鸟。

    有人问他有没有做过风筝？做过，在小学时。做着玩的。是一只黑色的风筝。他说：“在白色中飘着，黑色最美。晴天时，乌云是它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