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卜爱茜时，她正怕得要命。

    “有什么不对？”我问。

    “那些警察。”她说。

    “他们怎么样？”

    “宓善楼命令你要立即和他联络。”

    “很多人都想要我立即和他们联络。”

    “白莎叫得连房子都要震倒了。”

    “那是她家常便饭。”

    “宓善楼说要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在加州，逃亡是有罪的一种证据。”

    “什么人逃亡了。”我问。

    “他说是你。”

    “爱茜，你帮我个忙好吗？”

    “当然。”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唐诺，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你知道的。”

    “白莎是不是在进进出出？”我问。

    “是的。白莎出去的时间还蛮多。”

    “下次白莎出去的时候，”我说，“放一张字条在她桌上。说是我打过电话来了，要和她说话；因为听到她出去了，我说我五分钟会再打电话回来。我五分钟后又打电话回来了。因为她仍不在，我告诉你我不能再等了。你会办吗？”

    “会办，一定办。”

    “白莎会问你我在哪，自哪里打电话来的。你可以告诉她，我是自公用电话打来的电话。我正在办一件重要案子。我忙得一点闲也不敢偷。”

    她说：“好，我会告诉她。还有件事，那个记者尹科林，找了你三、四次了。他也说是重要事，一定要和你联络。”

    “可以，”我说，“假如他再打电话来，就说你告诉我了。我会在一小时内和他联络的。”

    “唐诺，这会不会是十分危险的？”

    “我不出现就更危险，”我说，“一旦警方找到借口说我是在逃，他们就可以向我予取予求了。

    “所以，我除了装做无事去访问别人外，没有别的办法。尹科林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合访问的一个人。”

    “他会通知警方，会不会？”

    “不见得，他是记者，他要内幕新闻。他要挖掘出新闻后，才会把我交给警方，而且大吹是报纸使我投案的。

    “假如一时他得不到内幕，或是我能牵得动他，他会死活追我故事的。

    “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我给他一张法院开庭传票，他只好去作证，说自始至终他都和我在联络。我怎么能算逃逸呢？”

    爱茜说：“但是，假如他作证说，是你告诉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哪里……”

    “我不会向他说这句话的，”我说，“我会告诉他我在办一件案子，那件案子发展太快，我不能半途而废。我会告诉他我几度要向侦探社回报，试着联络白莎，不巧她都出去了。”

    “唐诺，我觉得很危险呀！”

    “以我目前所在的地位说来，”我说，“一切都是很危险的。”

    “我能做什么再帮你些忙吗？随便你说什么？”

    “爱茜，只要做好我告诉过你的，就行。”

    “会办好的，你放心。”她说。

    我挂上电话，开公司车去尹科林服务的报社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对他的习惯大概清楚，他会在每天下午四点前截稿他次日的专栏社论与花边新闻，然后，他会出来，先喝上两杯，再东溜溜西走走地找明天要写的素材，他常跑的地方是酒吧和夜总会。

    各处的夜生活店家也都希望名字出现在他专栏里，所以有什么大人物、名人出现时也都会通知他，或把消息转给他。这些消息，有的他可以登，有的他收集保留，有的连他也不敢登。我敢说在洛杉矶，尹科林是最识时务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