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辫的乘务员，带着我穿过好几节坐满乘客的车厢，直到一节软席卧车的一个房间门口，微微地笑说：“您暂且坐一坐吧，等有了空座我再通知您。”她还要同乘客说些什么，看见这位客人正向车窗外不住地挥手，她就悄悄地退步了。

    我喘息甫定，在卧铺靠近门边的一角，坐了下来，一面从手提包掏出手绢，擦着额上的汗，一面观察这个房间：在相对的两个卧铺上，都摆了几个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上面系着各式各样的旅馆和轮船的标签。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龙衬衫，灰色裤子，脚下是灰色镂空皮鞋，上半身几乎完全探出车外去，使劲地挥动着手帕。直到火车走出站台，他才慢慢地缩进车来，又慢慢地放下纱窗，慢慢地坐下，抬起头来看见我，仿佛很感到意外。我连忙笑着向他解释：“对不起，我因为有点急事，临时买票上的车，软席座位没有了，乘务员把我带到这房间里暂坐一下。好在不到一个钟头，我就下车……”他茫然地点头笑说：“没关系，请坐，欢迎！”我看他心不在焉的眼神里，仿佛有很大的心事，我怕扰乱他的情绪，便拿出手提包里的一本杂志，自己低头看起来。

    这位客人显然十分兴奋，他先打开一把黑折扇，不住地扇着，又站起来把摆在我座位旁边的小箱子，都推到窗口去。

    他呆坐着望了一会窗外，又回过头来不住地望着我。我索性放下书，笑着望着他。他似乎十分高兴有了和人谈话的机会，立刻笑着和我招呼。他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头顶有点秃了，满面红光，稀稀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唇角上翘，显出一种淳厚而又精明的神气。他笑说：“我是从印尼回来探亲的。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

    我笑说：“听得懂，您说得不错，您的原籍是福建吧？”他笑说：

    “是的，是的，我是福建晋江。我的口音里带出福建腔来了吧？”

    我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福建人……”他赶紧站起来，和我握手，还不住地摇着，脸上发出欢乐的光，“这样，你会说福建话了？”他回过身去，按了铃，又从衬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辞说不会，他自己便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了，和我滔滔不绝地说起福建话来。

    “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陈，叫陈依谦，世代是种田的。

    你知道我们那边靠海，风沙大得很，冬天一夜的大风，一阵一阵的流沙，就把田地都没平了。大风过后，我们就得一担一担地从地里把流沙挑走，才能下种。种田的人真是苦极了，收成又不多。三十年前，一场大风沙，把我们那个二十三户的村子，完全填没了。我的父亲就是那时死去的。我母亲带了我们三个弟兄逃了出来。我二哥卖了壮丁，我就跟了几个同村的人下了南洋。临走那一天，母亲往我怀里塞了一包祖宗灵前的香灰，大哥也往我手里放了一包故乡的沙土。母亲哭着说：‘到那边有了活路就捎回信来吧……’我大哥却咬着牙说：‘这个鬼地方，你不回来也罢。有了立脚地，有了钱，你寄点钱回来治治沙吧，我是要死守在这里的！’”

    乘务员微笑着站在门口，这位客人笑着向她说：“请拿点啤酒和汽水来吧，我请这位乡亲喝两杯。”乘务员答应着，又向我点头一笑，回身走了。

    他接着说：“我心里就像刀剜的一样，但是，正像母亲说的，出去闯一闯总比饿死在家里强一些……我跟着乡人，辗转到了雅加达，先是挑一副货郎担，到各乡村里卖些杂货，慢慢地攒了一点钱……”他笑了，搔了搔头，“我在印尼结了婚，我的家里——国内称呼爱人吧？——也是中国人，她是生在印尼的，我们有了八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今年十八岁了……”

    我问：“他们都在印尼吧？”他说：“不，我的大女儿雪莲，她在北京上学。我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