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文艺性的《文艺生活》、《文艺新闻》、《中国诗坛》、《草莽》、《新音乐》等，香港的《人民报》、《星岛日报》等，也在广州发行。

    还在国民党政府积极准备内战的时候，1946年1月4日，广州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席会议就议决取缔境外报纸进口，命令各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记者发表谈话和走漏消息，广州各报只能刊登中央社电讯。这一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使广州报纸出现“新闻荒”的咄咄怪事。此后，查封报刊书籍事件层出不穷，同年2月13日，国民党社会局同警察局到书店查禁《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四种杂志；

    国民党特务在5月14日捣毁了《正报》、《华商报》在广州的办事处和兄弟图书公司之后，6月29日进一步钉封了《正报》、《华商报》和农工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报》、民主促进会办的《现代杂志》、由蔡廷锴发起的《现代日报》筹备处等在广州的报业机构，以及兄弟图书公司、民生出版社、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南中文化企业公司、民主与文化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港粤分会等出版机关或文化团体。

    总计在6月份，广州有13处文化机关被封闭，30多种杂志被停刊，300多名文化人被逮捕。11月30日，广州国民党社会局下令不准销售《华商报》和一切进步小报。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广州保安司令部宪警查封了由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爱国归侨、大学教授等进步人士联合经办的《每日论坛报》，并逮捕报社人员60余人。1948年12月1日，国民党广州社会局下令查禁《观察》、《世界知识》等350种书报；1949年3月21日，广州绥靖公署以“造谣惑众”罪名，禁止香港《星岛日报》进口广州等地；4月28日，因为《天地新闻日报》全文刊登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命令，勒令该报停刊，逮捕其发行人和总编辑；29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又以《当代日报》谴责国民党政府拒绝与中共和平谈判，强令该报停刊7天，等等。

    虽然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对广州的思想文化界采取了严格的专制措施，但是所有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进步的报刊书籍，只要尚未查封，就依然活跃在广州人民中间。广州文化人以对祖国和民族命运负责的精神，不分党派和职业，一身正气地为正义事业而团结奋斗，使广州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出现了反对国民党内战和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和广东支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报》社等团体云集广州，通过各种渠道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从而共同构成广州要求停止内战、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一支重要民主力量。他们先后利用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斗争的机会，在广州召集会议，发表宣言，并在1946年1月30日成功地组织中山大学学生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履行停战协定、取消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停止新闻封锁和把美军赶出中国等，使广州响起了“华南大地的第一声春雷！”2月19日，又以“欢迎”孙科来穗为名，在李济深、蔡廷锴等的支持下，再次举行3000名大中学生要求和平民主的大请愿游行，迫使孙科面见学生，答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转交广州学生的和平请愿书。两次学生示威，在广州人民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但也正因为这样，广州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行动随之而来，使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被迫走向低潮。

    然而广州政局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高压政策而安稳几天。时隔三个季度，广州的和平民主运动在1946年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特别是12月24日北平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