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寿终正寝。

    金元券如此，其他币种的命运可想而知。广东银行发行的大洋票，从开始到结束，不过4个月零6天。国民党政府这一币种翻新的花样，原以为是一根救命稻草，但结果成了加速其死亡的一剂毒药。正是金元券的短命存在，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

    蒋介石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曾经指望美援以一臂之力。1948年初，他要求美国政府给予3年共15亿美元的援助，以完成“抵抗共产主义和通货膨胀这一艰苦的任务”。但是蒋介石的这一“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相反，他和美帝国主义一起，很快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中国大陆。然而当他逃离大陆的时候，把大批财产劫往台湾，其中仅中央银行洗劫的库存黄金就达390万两、银元7000万枚、外汇7000万美元，合计约3亿美元，另外经广州运出的黄金为20多万两。

    物价狂涨和通货膨胀在广州的严重后果，是金融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全面萎缩，市场的极度萧条。仅从1947年初到解放前夕的不到3年中，私人银号、钱庄由原来的61家减至32家，幸存者也多转向套汇等投机业务。

    工厂倒闭的情况更为严重，先是1947年3月倒闭50多家，后是1948年1～6月有90％的工厂歇业，1949年3月再有六七十间关门，即使是最有实力和声誉的老字号“协同和机器厂”，从1946年7月复业到1948年末的两年半的生产总值，也低于其创办的第二年即1913年的一年；1946～1948年进出口黄埔港的商船数和货物吨位数的中外商之比，分别为1∶4．86和1∶2．75，显然，广州的海上运输业已经滑入危机状态。

    商业方面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据统计，1948年5月有百余家茶楼停业，占该业的1/4以上；1949年5月的半个月内，有60家大商行倒闭；7月，关门的花纱行庄180多家、杂货行300多家；8月，金行由251家减至200家左右。在百业凋敝的情况下，广州的生活指数与“七·七”抗战前夕相比，1948年6月为55万倍，7月高达170万倍，加上失业狂潮席卷(仅1947年2月的失业者就达20万人)，广州人民无以为生，被推向死亡边缘，使广州街头出现露宿遍地、饿殍枕藉的凄惨景象。

    国民党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专制。它为了完成“消灭共产党”之大业，而在1947年12月25日颁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本《条例》的第6条规定：“以文字图画为匪徒(指共产党——引者)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切进步报刊书籍，均在查禁之列。其实，早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就实行专门针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新闻统制、舆论独裁、严审书报的反动政策。

    在国民党思想文化专制政策下，广州非官方的文化宣传事业困难重重，但仍在顽强地争扎与奋斗。中共广东区委几经努力，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正报》，同时出版进步书刊，以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阴谋和宣传中共的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

    次年1月4日，以共产党为指导，由爱国民主人士出面主持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华商报》，在香港复刊，与《正报》相呼应。广州是此两报的重要发行地区。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广州先后出现的进步的或与国民党内战政策相左的报刊，不下30家，其中较有影响的除《正报》、《华商报》之外，还有《愿望周刊》、《自由世界》、《文艺新闻》、《新世纪》、《学习知识》、《现代生活》、《国民》、《每日论坛报》、《建国日报》、《广州工人》、《观察》、《世界知识》、《广州文摘》、《真善美》期刊、《天地新闻日报》、《当代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