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随后，博古、洛甫等临时中央负责人抵瑞金。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合并，称中共中央局。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自行消失了。

    这期间，周恩来和朱德一起，一直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于5月8日举行第11次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此后，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全由博古、项英直接掌握。

    博古、项英等人按照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们的意图，认为蒋介石与闽、粤军队有内争暗斗，而在中央苏区的北部采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将这样的部署称之为“两个拳头打人”。

    中共中央局于6月13日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拟定的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电报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予有力打击”。为在闽、赣两个战略方面上同时取胜，提出从红一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组成东方军团，进行分离作战。强调“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提出以红3军团为东方基干，入闽作战；红1、5军团依计划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

    周恩来就夏季军事作战问题，于6月14日电复中共中央局：“东黄陂战役后，除攻乐宜外，方面军与敌战斗凡十二次，每次敌损失一团左右兵力，决不能说在北面战线没有设计削弱敌人主力。”针对入闽作战一事，电报说：“须估计到清流、归化、将乐、邵武等地的攻击必须时日，6、7两月正是给养最困难的时候，清流泉上一带是贫瘠的地域，目前方面军已有断炊之虞，不知你们估计到否？”但他提出的这此问题，博古、项英等未予理睬。

    16日至18日两天内，他又和朱德连续四次致电博古、项英，不同意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的红1、3军团分开行动。彭德怀、林彪等军团指挥员对洋顾问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夏季作战计划亦持异议。但在后方的博古、项英等中共中央局及军委领导人根本不接受前方军事领导人的意见，三令五申，要求必须坚决执行由洋顾问拟定的夏季军事计划。

    遭受博古、项英轮番来电催促斥责后，周恩来迫不得已，下令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红1、5军团留在原地，改称中央军，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战任务，基本上处在无用武之地；以红3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计划经清流、归化地区折向北上将乐、邵武，进入赣东北，再与方面军总部会合。

    布置完毕，周恩来于6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局：“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意也。”同时指出，清流、将乐、邵武城的地形都是易守难攻，而移驻福建的敌19军的守城能力又强，因此，东方军不宜在攻城上多耗时日。

    红一方面军将主力分散部署，正中蒋介石下怀。

    早在6月8日，他在南昌行营召开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共”军事会议上，总结了前四次“剿共”失败的经验，指出此次要实行“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就是所谓“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