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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即保甲制度和保安部队制度继续施行。

    7月8日,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召集蒋系军官轮流受训。该训练团完全以反共为目的,教育的中心思想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目前一切的一切其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剿匪。”利用这个喘息机会,蒋介石命令准备进攻的各部队在中央苏区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构筑碉堡封锁线,准备发动新的“围剿”。经过这段时间的陆续增调,蒋介石已在中央苏区周围集结了50多万人马。

    彭德怀率东方军入闽作战后,先后攻占归化、清流、泉上、连城、白砂等地。8月12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提议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在求得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中以破坏赣的东方侧翼并藉以分散敌兵力,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在邵武、光泽、资溪之间,寻求敌之5、6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逼使赣敌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

    博古、项英等对此意见未予采纳,于次日下令:东方军经归化、夏茂地区,于8月底以主力攻占洋口、峡阳等地,消灭洋口、顺昌、将乐地带之敌;由红1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担负箝制正面蒋军,并破坏北面蒋军的碉堡封锁线,打击筑碉部队;红5军团组成抚东支队。

    红军正按博古、项英的指令作部署时,驻守信江的蒋军第4、第21师南下,进犯中央苏区。而顺昌、将乐城防坚固,东方军一时无法攻克。

    9月3日,周恩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局,报告东方军已结束战斗,“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并作了迟滞蒋军南下的的布置。7日,中革军委复电,坚持要东方军消灭蒋19路军的基干兵团,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后再回师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局又转来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提议延长东方军在闽的作战时间,在闽浙边界的崇安、浦城、松溪一带创造一个广大的游击区域。周恩来即于当日电复,指出这样一来,“北上期必更延迟”,“5军团调一个师去,在目前只打将、顺、邵敌人实无必要”。次日,周恩来再致电博古、项英,强调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电第一步关键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并提出东方军回师路线与作战方案。

    9月14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顺昌、将乐未打下,将束缚我军不能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方向,且保障我后方交通线周旋较难,固现应力求在决战前,打开顺昌或将乐。”要求东方军迟于20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

    围攻将乐、顺昌的战斗,并没有博古、项英等人想象的那么顺利。战斗进行了一个月,仍未能如意“打开顺昌或将乐”,而北线敌情已日益紧张。9月24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之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次日,再电提出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灭敌一部,赶早北上。

    2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地区,会合抚西红军,以全力与蒋军在抚河会战。而在此之前两日,蒋军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无法及时北上之机,以四个师的兵力进攻苏区北方重镇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

    周恩来获知蒋军抢占黎川后,9月28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指出抚东战局因红军为将乐、顺昌坚城所系之误,将使蒋军得先筑据点为守,现红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蒋军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他建议“东方军与中央军会合”,集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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