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着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而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石越也让许多人大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执政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间，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挚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浪，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为划分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掺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如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先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操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的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好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预感，也可能只是这个年纪的人未雨绸缪，总之，王安石预先留了四封书札，一封是遗表，一封是给司马光的，一封是给石越的，还有一封给家人安排后事的。

    写给石越的这封信中，王安石只说了一件事情。

    “……惟愿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对他的拜托。

    石越只要一想到这句话，脑子里就会冒出熙宁三年的九月，在迩英殿第一次见到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还记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块不显眼的油渍……

    他也还能清楚地记得七年前，当他请王安石去杭州时，王安石对他说的话——“火坑我是不怕的！”

    他脑海里，这两幅画面，不断地交替浮现。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说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断不能辜负。

    此时此刻，石越才深深地觉得，失去王安石，对于他，对于大宋，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尽管不太喜欢王安石，但高太后还是以最高的礼节，下旨罢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韩忠彦亲临吊丧外，还赐给王旁十万贯交钞，作为治